一

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一书中，列奥·施特劳斯阐发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哲学与政治天然对立。因为政治一定需要这种或那种的意识形态，而哲学除了是追根溯源的反思，不能是别的东西。由此出发，施特劳斯提出，哲人必然会成为政治迫害的对象，为此他们不得不同时采用显白与隐晦两种写作手法编织文本，将骇人听闻的真实思想隐藏于字里行间，等待着后世哲人钩沉稽隐，而这也成就了施特劳斯颇为独特的文本阐释路径。

不过，仔细推敲可以发现，政治哲学内在地蕴含着一种从所处社会自我疏离，甚至可以说是自我放逐的话语逻辑。对此，可以做出如下几点概括：

一、哲人试图就政治事务有所言说，这种言说如果事关重大，值得重视，就一定不能是我们日常持有的老生常谈，因为老生常谈显然不值得书写，也不值得重视。

二、于是这就引出来一个问题：为什么过着日常生活的我们无法自行通达哲人阐发的重要思想？显然是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存在着某些障碍，而且这些障碍必须是本质性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哲人试图阐发的观点越是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障碍就越是巨大。

三、于是这又带出来一个问题：既然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无法摆脱日常生活的状态，也就无法克服那些本质性的障碍，始终无法通达哲人所阐发的重要思想，哲人又如何可能说服我们呢？

我并不想说，施特劳斯所提及的外在限制不存在，但是政治哲学的话语逻辑至少呈现出某种自我否定的意味：它承诺要告诉我们某些关于政治的重要事情；但是它打算告诉我们的事情越重要，我们本身似乎就越不可能听取哲人的言说。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两个：政治哲学这样的思考路径何以可能？政治哲学又是如何将自我疏离的立场与对我们有所言说这样两件事情调和起来的？考虑到在本文中我打算着重讨论第二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哲人的思考一定起源于试图逃离现实的政治而又无处可逃这样一种境况。当然，落实在每个人的身上，具体的境况又是千差万别的。出身名门的青年才俊柏拉图原本是试图投身政治生活的，只是在遇到苏格拉底，而又目睹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体制处死，才自我放逐，离开雅典，在海外游历十几年，终于返回雅典，创办学院、著书立學。雅典是他避无可避的现实。可是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若是让他在做一个政治人还是做一个哲人之间做出选择，他毫无疑问会选择前者。只是在美第奇家族复辟后，作为前朝政权的得力官员，他被清洗乃至被抓捕入狱，受尽折磨，终于在佛罗伦萨城外觅得安身之处，方才迫不得已读书、著述。政治始终是他心心念念却已然可望而不可即的白月光。

二

现在要讨论的是，哲人会如何弥合疏离的立场与试图对我们有所言说这样两件事，毕竟前者意味着哲人说的话晦涩难懂、惹人厌烦，而后者意味着哲人还总是在努力让我们倾听。不妨以《游叙弗伦篇》为例，加以说明。

作为记述苏格拉底审判之四联剧的开场，《游叙弗伦篇》讲的是苏格拉底在前往法庭的路上与游叙弗伦的一个简短对话。当时游叙弗伦也准备去法庭，打算告发自己的父亲处置不当，导致家里的奴隶丧命。

告发自己的父亲，这多多少少是一件让人感到吃惊的事情。问及缘由，游叙弗伦说：“如果不这样做，就是对神明的不虔敬。”对此，苏格拉底报以赞叹：“举世无双的朋友！除了做你的门徒，我想我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了。”

苏格拉底这么说，有着迫切的理由，因为他被麦勒特斯等人起诉的两条罪状之一就是捏造新神，对雅典的神明不虔敬。所以苏格拉底迫切地想知道，到底什么是虔敬，为的是在法庭上应对麦勒特斯的指控；而显然游叙弗伦确凿地知道到底什么是虔敬，倘非如此，一个人又怎么会以虔敬的名义告发自己的父亲呢？

为此，苏格拉底甚至将麦勒特斯对自己的指控也转嫁到了游叙弗伦身上，谁让游叙弗伦慨然应允教他关于虔敬的真相。这就撩拨得游叙弗伦说出一番狠话：“如果他（指麦勒特斯）胆敢指控我错了，好像我没法挑出他的毛病似的；到头来法庭找他的麻烦，将远胜过找我的。”

当然我们知道，随着接下来苏格拉底的步步追问，游叙弗伦很快陷入困惑当中。不考虑就“虔敬”这个话题他们具体说了什么，单只看游叙弗伦的自况。他说道：“我是真的糊涂了，苏格拉底，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