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二三年三月十九日，我参加了“中国分析哲学研究一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哲所陈启伟老师到会，令大家高兴。陈老师精神矍铄，侃侃而谈，讲述他的学术经历和认识。我们喜欢听老一辈学者讲故事：他们经历过许多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体验过许多我们未曾体验过的东西；我们对它们感兴趣，因为从中可以获得一些前所未有的认知，得到一些启迪和激励。今天我也会写一些学术经历，年轻一代也会津津乐道。

最初認识陈老师是在商务印书馆举办的汉译名著选题规划会上，应该是在一九九四年吧。那时我是小年轻，能够认识那么多老先生，非常难得。当年汪子嵩、张世英等老先生都在，陈老师还属于稍微“年轻”一些的。时间过得真快，如今陈老师已经是九十高寿了。

我不会“拜门子”，也不喜欢这样做，很少主动去“拜访”老先生，我与陈老师熟悉起来也比较晚，属于那种“自然而然的”。陈老师和我的老师诸葛殷同、张尚水先生及哲学所叶秀山先生是同学，也许有这一层关系，在我心里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所以每一次见面都很亲切。他一直在北大，很少外出，我和他交流不是很多，深谈更没有，属于“神交”吧，但是每次交往都会在“点”上。

在哲学所时，诸葛老师曾对我说，陈老师托他问我一下，“是不是可以”借阅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德文版，我说当然可以啦。那是很早的事情了，传递方式已经忘记，只记得诸葛带话中这一句的客气。那时国际学术交流不如今天这样开放，外文资料也不像今天这样容易获得。我很高兴陈老师知道我的研究，大概也关注了我的研究，只是太客气了。凭他的资历，凭他和诸葛老师的关系，这本来就是一句话的事。诸葛老师八十寿辰时，哲学所搞了一个纪念会，我赶去参加，会上还听陈老师讲了“文革”中的一件事，它在诸葛老师的生命历程中影响重大。这件事我读书时就听诸葛老师说过，陈老师的讲述使我对它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上一辈学者的经历，他们之间的情感和关系有了更深的体会。

陈老师送我的第一本书是他翻译的《世界的逻辑构造》，这是卡尔纳普的名著，当时我在感谢之余还和陈老师讨论了几句该书的重要性，我还问及是不是翻译了卡尔纳普的《意义与必然性》。我读过德文本，翻阅了陈老师的译作，觉得他翻译得非常好，细致准确。会上陈老师对我说，你送的书我都收到了，谢谢啊。这是近几年的事情了，出书了，总是要给陈老师送一本的。

一九九九年我在三联书店出版《走进分析哲学》一书，哈佛燕京丛书编委会请陈老师审读，老编辑许医农先生把陈老师的意见转给我。陈老师对文稿几个地方提出意见，还指出我对罗素一篇文章的时间注释有误。我体会到陈老师认真的态度，也认识到陈老师的学术水准，特别是陈老师严谨而细致的学风，我接受了陈老师的一些意见，对文稿做出修正。我的译著《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再版时，商务印书馆陈小文先生希望我认真校对一遍。他还对我说，陈老师说，该译文有些地方不准确，比如“Koenig”译为“皇帝”不妥，应该译为“国王”，我对他说，照陈老师说的改。时间已久，这些事情记不太清了。我在会上发言时说，许医农让我核对一下罗素文献的时间，我说：“照陈老师说的改。”小文随后纠正了我，重复了以上故事。我记忆有误，不免张冠李戴了。但是“照陈老师说的改”这一句却没有错，因为我印象深刻。这是我对陈老师严谨细致的学风和态度的深刻印象和充分信任。

我和陈老师接触最多的是在汉译名著选题规划会上。近两年陈老师年事已高，不来参加了。一些译著不太容易确定时，我常说，下来问一问陈老师吧。这是我多年来形成的一个印象，也是对陈老师的敬重。我发现陈老师读书特别多，他的评价不是来自简单翻阅，更不是来自二手文献的说明，我相信他的意见是认真阅读以后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