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有日本作家水上勉的散文《京都四季》，文章篇幅不长，写尽京都四季风景变换之美，寓情于景，触景生情，在看似散漫的文笔中，京都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呼之欲出。水上勉虽出生在福井，但自幼生活于京都，他的代表作——无论是小说《雁寺》《五番町夕雾楼》，还是非虚构作品《金阁炎上》——都以京都为背景，之后还陆续出版了《京都图绘》《京都古寺》和《京都遍历》，算得上是京都的深度“爱好者”和忠实“代言人”。在这篇散文中，他寫到曾在诗仙堂附近“无人问津”的禅尼寺散步，经过一片墓地，其中“有座坟埋葬的是从遥远的异国到京都大学来专攻文学，客死他乡的青年。按照外国习惯，墓石是斜嵌在地面上的，碑文则出自武者小路实笃先生之手”。

这篇散文大致写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中的禅尼寺正是位于京都东北的圆光寺，如今已是热门的“网红打卡地”。与水上勉的描述还有所不同者，是这位来自异国的青年并非京都大学的学生，也不是学习文学，而他的故事更无法用“客死他乡”一笔带过。

这位青年名叫赛义德·奥玛（Syed Omar bin Mohamad Alsagoff），是一名来自马来亚的“南方特别留学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培养配合其在东南亚占领区实施军政统治的“协力者”，出台了“南方文化工作特别指导者的教育育成事业”的招募计划，后因名字太过露骨，改为“南方特别留学生招聘事业”（简称“南特”），以“大东亚省”南方事务局文化课为中心，由外务省、文部省、情报局、陆军省、海军省、国际学友会共同参与实施，并于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从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缅甸、菲律宾、苏拉威西岛、婆罗洲、塞兰岛、泰国等地先后选拔两期，共计二百零五名青年学子赴日留学。南特计划在东南亚各地选拔标准大致相同，要求应征者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接受过中等教育，最好能够使用日语进行日常对话。在实际的遴选中，还有一条“潜规则”，那就是候选人更倾向于东南亚各地权力阶层的世家子弟，也正是因为这条“潜规则”，这些特殊的留学生被称作“大东亚的人质”。

在二十世纪日本外国留学生的历史上，这两百余位青年就数量而言并不突出，留学生涯也随着日本战败很快曲终人散，身影似乎就此湮没于历史长河，但他们的声音，尽管虚弱而遥远，却不能视若无睹。时隔多年，随着相关日记、回忆录、采访和研究专著的出版，我们得以窥见这群特殊留学生的留学生活，如菲律宾留学生劳卡迪奥·迪·阿西斯（Leocadio de Asis）《南方特别留学生的东京日记：菲律宾人所见战时日本》（秀英书房一九八二年版），马来西亚作家普特·奥斯曼（Puteh Othman）以广岛原子弹爆炸中幸存的马来亚留学生日记为底本创作的《我心中的广岛：来自马来亚的南方特别留学生》（劲草书房一九九一年版；马来语版书名是Debu Hiroshima ，意为“广岛之灰”），仓泽爱子采访九位印尼南方特别留学生所著《南方特别留学生所见战时日本人》（草思社一九九七年版），曾担任南特留学生宿舍管理员的上远野宽子的回忆录《东南亚的弟弟们：素颜的南方留学生》（三交社一九八五年版），江上芳郎的研究专著《南方特别留学生招收事业研究》（龙溪书舍一九九七年版）等，其中中山士郎《天之羊：核爆致死的南方特别留学生》（三交社一九八二年版）讲述的正是奥玛的故事。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作为马来亚第一批“南方特别留学生”，时年十七岁、出生于半岛南端柔佛州王族家庭的奥玛，在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相关课程的培训后，与来自马来亚、苏拉威西、爪哇、缅甸的五十名同伴乘坐“阿波罗丸”从新加坡港出发，二十八日到达门司港做短暂停留，第二天一早从马关乘火车前往东京，三十日上午九点二十一分抵达东京站。

统一穿着战时日本“国防服”的南特留学生在东京站受到陆军省、“大东亚省”官员及新闻记者们热情而不失庄重的欢迎，朝气蓬勃的异国青年排列整齐、熟练地使用日语进行队伍操练，步行至皇居前口喊“万岁”进行遥拜。随后几天，初来乍到的第一批留学生集体访问了陆军省和“大东亚省”南方事务局文化课，参拜明治神宫、靖国神社，并于七月五日参加了位于中目黑的国际学友会日语学校的开学典礼，获赠以东条英机名义送出的钢笔。

南特留学生根据国别和文化差异被安排入住不同的宿舍，如来自马来亚、苏拉威西的学生住在本乡町的本乡寮，爪哇留学生住在中目黑的南洋协会第一寮，缅甸学生住在猿乐町缅甸协会主办的孔雀寮，而同样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却要根据其所属军政管辖地域的不同入住不同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