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所在的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乌石村，是鲁迅先生短篇小说《祝福》中“阿毛”的原型地。据说，鲁迅先生家的祖坟，在我们村边上的调马场村（后与青塘村合并，现名“青马村”）。那个村是山村，不通水路。鲁迅先生小时候，他家来上坟，要先摇船到我们村，然后上岸，走路去那个村。当时，我们村的土地庙香火鼎盛，逢年过节都要演社戏。因为戏台就在岸边，鲁迅先生他们就待在船上观看。有一年，我们村有个小孩，一个人在弄堂口剥毛豆，被后面田畈过来的一只毛熊（我老家对“狼”的称谓）给叼走了。鲁迅先生听说了这事，记在了心里，成年后，写进了短篇小说《祝福》里。

这个故事，在我孩提时代，听父亲讲过。不过，不太听得懂，只记住了有个写文章的人叫“鲁迅”；也因为那个被狼叼走的小孩家所在的弄堂，就在我家那排楼屋最右侧处，由于通向广阔的田畈，夏天风很大，颇为凉快，我们常坐在那里，编麦秆扇（赚手工费，补贴家用），所以我时不时会想起那个被狼叼走的孩子。后来，1999年左右，我获赠绍兴市文联主编的一套书，其中有一本中写到了这桩轶事，而且比父亲讲的更详细，还写到鲁迅先生小时候与他的弟弟周作人，经常一道去踏看同样在我们村的“跳山大吉碑”（正式名称“建初买地摩崖石刻”，现为“全国文保单位”，我父亲在世时，被聘为业余文保员，曾悉心看护十多年）。

鉴于这层关系，我读中学时，接触到鲁迅先生的作品，感到特别亲切，没有其他作家所说的“违和感”。当然，这也许跟我与鲁迅先生同为绍兴人，语言上没有隔阂（不存在看不懂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个因素，我们高二上学期的语文老师董铭杰先生，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现在的“浙师大”），本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后来为我兼任执行主编的一本杂志写过好几年稿，直至病逝为止），他对鲁迅先生作品的讲解，有别于其他语文老师，精彩、生动、风趣，使我从此爱上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并激发了对写作的莫大兴趣，立志成为一名作家。

高中毕业后，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特别希望成为鲁迅先生那类作家。受这种欲望的强烈驱使，我有意识地阅读了大量外国现实批判主义作家的经典作品，像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巴尔扎克等的中短篇小说。然而，由于受鉴赏水平的局限，虽然偏爱鲁迅先生的小说，基本上每篇都反复诵读，但事实上并未真正领悟其含义，只是拙劣地学了一些批判的手法，运用到正在创作的微型小说中，像《抢来的蛋糕》《洋房里的女人》《送花的男孩》《第十个流浪儿》《笑队队员》等，大都停留于简单地反映人性善恶的层面上，极少涉及所处时代的背景和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