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是文学最为直观的表现，于文学文本而言，文体本身既是出发点，也是归宿，既有着独立的意义，也是意义的生成者与承载者。文体形式的可视性与稳定性还赋予了文学批评、文学学科以客观性、科学性。所以要学会从语言的物质本身来获取审美体验，从形式出发来理解内容，甚或把形式当成内容。针对辞赋这一特定体式，《隋唐五代辭赋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22）反复辨析律赋、文赋、俗赋等赋体体式特征，深入思考赋体体物特性对赋作类型特征、赋家题材意识乃至感物兴思理论的影响，全面考察赋家的赋作与赋论，彰显了隋唐五代辞赋的时代意义与赋史价值。渗透在全书的，不只对古今中外的文体学理论的广泛征引，还有对文学题材与文本形态、表现手法与文体特质、诗赋消长与文体演变、作家身份与创作心理、文史视角与文体理论等问题的系统思考，足见刘伟生教授在撰写这部断代文体史著作时的理论自觉。

体式文体与语体文体之论

就体式而言，赋介于诗、文之间，既多体多貌，又多源多变，《隋唐五代辞赋研究》从内容、手法、结构、语言、修辞、声韵等维度梳理了前人关于赋体文学特征的种种论说，指出只有将这种种维度合成一体，才能对赋体特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在概观各种分类方式之后，该书对赋体多元多变难于界定的体式特性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然后再落实到隋唐五代赋的赋体体式特性的解读上来。

王芑孙《读赋巵言》称：“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昌其盈矣。”（王芑孙：《读赋巵言》，王冠辑，《赋话广聚》（第三册），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2006：311）隋唐五代辞赋的活力与价值，正在于承前启后、百体争开。为了再现隋唐五代辞赋“百体争开”的局面，该书围绕“隋唐五代不仅集散体大赋、骈体赋、诗体赋、骚体赋等传统赋体之大成，而且衍生出了律赋、文赋等新的赋作体式，并留存有杰出的俗赋篇章”的总体判断，展开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阐释。

如论古文运动先驱赋，先从整体上评估古文运动对赋体革新的影响，说古文运动并未改变诗赋取士的制度，不可能从政治层面改变文体文风，再从逻辑上推论“古文理论必然影响及于赋家对赋体功用的认识，必然影响到赋家的创作态度，影响到赋体题材、艺术与体式”，然后从实践层面来具体分析在古文运动大背景下，赋体创作有哪些方面的革新，最后指出古文运动对赋体文学的影响是双面的，“既有建构也有解构”。这就是围绕文体形式而展开的系统研究。不仅如此，后面还有专节讨论《阿房宫赋》作为新文赋代表性作品的文体意义，可谓点面结合。关于律赋的研究，除了全面分析篇章结构、命题限韵、对仗用典、题材立意、审美风格等一般意义上的体式特征外，还结合徐寅作品研究了律赋体式中各部分的叙事功能。

如论“四杰”赋在文体体格上的开拓之功，提到了赋前多有骈文序言，赋作类诗类文、似骚似律，重点阐释了“四杰”在律赋的首创与七言诗体赋的定型上的贡献。指出在诗赋互渗过程中，“赋融于诗，从赋这边看是赋的解体，可从诗这边看，全速发展的歌行体最终消解五七言体赋而成为文坛描写壮阔景象、表达慷慨意绪的重要体式，也同样可以成就四杰在文体演变史上的地位”。还分析了“四杰”赋的语言修辞与整体风格，称其：“一面是精致流丽，一面却常用‘天下’‘九州’‘五湖’‘四海’‘万古’‘千年’等阔大悠长的时空词以及浩盛雄伟的风物，这与‘四杰’赋浩大文气的开拓也是互为关联的”，认为“浩大之气总得落实到浩大的语词与奔走的词调中来，只有这样才能锻造出整体宏大的气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