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轶伦写的是上海。但不是《一步之遥》里的上海，也不是《股疯》里的上海，更不是《小时代》里的上海。也许是《海上传奇》中游弋在苏州河上的船只里某双眼睛，对蹲在河岸边的一个袖手游民短暂的微距注视；或者，《繁花》的主角和配角依次登台时，给予身后走过场的某个群众演员沉默的一瞥；抑或者，只是一个瞬间定格，镜头对准距离《爱情神话》中那个会说法语的修鞋匠六十公里的远郊别墅门口，网约车密闭的车厢内，快速按下抢单键的大学毕业生。

《小阿舅》中，沈轶伦用的是第一人称，小说高像素摄录了“我”的两个舅舅中的第二个舅舅，也就是“小阿舅”，笔触起始于“我”还未降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年代。姐妹兄弟三人，谁去插队？三言两语，勾勒出小说中家庭关系的第一笔重墨。小阿舅下乡插队，源于外公外婆不容置疑的传统正当性——“长子不能走”。四年后，小阿舅从黄山回到上海，已是四肢缺一的独臂青年。找不到好工作，又因“长子”要结婚，他自觉退出家庭住房规划，屈居于文化宫传达室只摆得下一张行军榻的逼仄小屋。他是家庭的边角料，他从未被真正关注和关心，好在，“我”的降生，推动着小阿舅成为某一道非主流目光里的“男主角”。小阿舅用一条独臂抱着“我”完成了“新生儿满月要娘舅抱着过桥”的仪式；小阿舅单臂给“我”换尿布；小阿舅把“我”从寄宿幼儿园“救”回家；小阿舅带“我”去菜场买鱼，在那里，小阿舅遇见了他的“爱情”；小阿舅隐匿的“爱情”线戛然终止于“我”并未意识到的现实障碍；文化宫拆除重建，小阿舅寄居“我家”，他无处安放的情欲弄脏了“我家”；“我”与小阿舅从脸蛋贴胸膛的关系演变为沉默的决裂，乃至心照不宣的重归于好，是因为“我”的成长与蜕变，更是时代更迭下每一个人与自己无声的和解。

上海人有句话，“三代不出舅家门”，是指舅舅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他是外嫁女儿与原生家庭之间的纽带与靠山。上海人還把某种掌握着社会公理并擅长处理邻里关系、亲友矛盾的权威角色叫“老娘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