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闻黎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闻一多的长孙。

西南联大由当时的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学校所组成，学校存续至1946年5月4日最后一期毕业典礼，随后北归，历时八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旋即又占领了天津。他们在天津轰炸的目标，第一是政府大楼，第二便是南开大学，校区被炸成一片废墟。北大、清华等学校尽管不曾如南开那样悲惨，但日本已开始准备接收大学，组建亲日的学校当局。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被迫南迁，1937年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但没过多久，日本军队开始攻击长沙，国立長沙临时大学决定迁校昆明，后来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秉承刚毅坚卓的精神，坚持敬畏学问的态度，西南联大的师生们辗转数千里，穿越战火和烽烟，披荆斩棘，先后在昆明、蒙自继续办学。办学八年多，成就了“中国大学办学史上的奇迹”，培养学生八千多人，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一百七十多位两院院士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栋梁之才。

西南联大走进了历史，留存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八十多年后，人们重新审视这段艰辛历史和光辉岁月，西南联大留下的精神和遗产又该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理解的祖父闻一多

作为闻一多的孙子，“西南联大”后代的第二代，我没有见过祖父。

我是从1985年开始研究闻一多的。之前，闻一多作为中国近现代作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我曾受邀参加全国性的闻一多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正式以历史研究者的身份接近他。在此之前，我没想过做闻一多研究，因为怕受感情因素影响，怕不客观。

那次研讨会看了各地学者提交的论文，总觉得重复的东西很多，总体来讲没什么突破，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新的材料。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那时我就想，也许可以做一些史料梳理，填补当下闻一多研究中的空白，也给相关研究者和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参考。

后来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关于闻一多的各类基本资料，很多年里，我走遍闻一多生活过的地方，查阅那些地方的报刊等历史资料，从茫茫史料中不断发现一个“新的祖父”。

闻一多其实不用步行去昆明的，许多老同事对我祖父的决定大惑不解。因为从长沙去昆明的安排有几种，体力较弱的老师以及女生，是安排汽车送去。闻一多的身体状况不算好，并且作为清华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他是可以和陈寅恪等很多老师一样，从长沙出发，穿越湖南、广西、广东，从香港坐船到越南海防港，坐车到河内，从河内坐火车到磐山，最后到达昆明校区的。

祖父当时选择步行的理由是：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大学里教书、在城市里生活，并未见到最底层的社会，那才是大部分中国人居住的区域。只有通过这样的徒步旅行、不断的田野调查，才能接触到真实的中国社会。

他参加的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这支队伍由三十多名教师和284名学生组成，在2月19日从长沙出发，4月28日到达了昆明，当时正值清华校庆。过了几天，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课。

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祖父，让他从一个大学教授成为了一个关心社会现实、关心政治的民主运动人士。这次旅行也改变了学生们，“经过艰难徒步的天之骄子们，再也不会觉得祖国和人民是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了”。

从长沙到昆明的路上，一路西行的师生们睡地铺，挑脚泡，在野外支锅做饭，在极简陋的茶馆小憩。听闻台儿庄大捷，师生们举行了庆祝大会；听说前方有匪，他们走小路行军。他们还对沿途所经的地方进行了人文社会考察和地理写真。

其中，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学生刘兆吉组织的诗歌采风小组采集到两千多首民谣，后来在祖父的指导下编成了《西南采风录》。政治系学生钱能欣则根据自己的日记整理出了《西南三千五百里》，他后来回忆说：“临行前，我看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遗憾的是关于我国西南地区的记录多是外国人写的。因此，出发前我已经有准备，要把沿途的见闻记录下来……我要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西南实录。”

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多和祖父有过交往的同辈人物都还健在。我在史料收集过程中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就千方百计找当事人求证，比如冯友兰、冰心、王力等老师，厘清了许多基本史实。

当年梁实秋提到过一件事：1924年中国留学生组织在哈佛大学演出中国传统戏剧，写信邀请闻一多助阵，但闻一多回信说有事不能去。梁实秋据此信在文章里说闻一多没有参加那次演出。但当我见到冰心，问起这件事时，冰心很肯定地告诉我：“怎没去呢？是他给我化的妆啊！”

对于战争局势，闻一多并不悲观。他蓄起胡须，声明抗战不胜，他便不剃须。但战时民生的艰难让他饱受煎熬。物价一涨再涨，当时家里八口人，靠祖父的薪水生活，只能对付半个月。他想了各种法子，带孩子们去河沟里捞小鱼小虾打牙祭，替人治印、取些润笔费贴补家用，到后来，还经人介绍到昆华中学兼课。当时，西南联大很多教授钱都不够花，日子一样过得清苦。相对来说，我家的日子也还算过得下去。

由于通胀惊人，生活所需商品价格飞涨，钱不断贬值，1945年初，祖父将自己刻章的润例涨为1000元每字。我大伯闻立鹤（闻一多长子）责问祖父，这不是发国难财吗？闻一多沉默了一会回答他：“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抗战胜利后，以闻一多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希望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1945年至1946年，国民政府迫于美国压力，终于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共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祖父得知消息十分高兴，在和吴晗喝茶聊天时，他认为中国政治有了希望，自己终于可以重回书斋做些纯粹的学问。政治毕竟不是他的志业，之前因为无人问政，所以他站出来；现在有人问政，他认为自己就可以回去做研究了。然而内战爆发，使他的希望破灭了。

1946年，闻一多在昆明街头被暗杀，成为我们一家人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痛。7月11日，民盟负责人李公朴在昆明遇害，作为同志和朋友，闻一多悲愤欲绝，7月15日出席了李公朴先生殉难经过报告大会，公开谴责国民党暴行。

其实，当时的政治气氛已经非常紧张，全家人也非常担心祖父的人身安全。有一天夜里，家人都已睡下，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拍门，一个学生在门外说：“闻先生，最近一段时间请你尽量不要外出。内部有消息说，你是他们的第二号目标，千万要当心。”第二天晚上，又有人来报警，让家人的担忧达到了顶点。

我祖母高孝贞是家庭妇女，对于外间的情况了解不多，但也知道形势非常恶劣。她有心脏病，那段时间更是提心吊胆。但祖父不以为然，一方面，他有他的天真，低估了对手的残忍；另一方面，他骨子里诗人的浪漫让他对生死看得不那么重。

本来，那几天祖父出入都有人护送。但15日下午，他到府甬道的《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离家非常近。下午五点会议结束，参会者陆续离开，早早等候在外的我大伯闻立鹤接到父亲，一同往家走。

那是夏天，7月份昆明的天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