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人：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教师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整理统稿：严沈幽、徐欣兰

王海晗：各位同学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读书会，我们这次讨论的是王跃文最新的长篇小说《家山》。我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作者。王跃文是成名已久的作家，他出生于湖南，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是“官场小说”。他的写作风格比较翔实，是当代写作“官场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王跃文早年的作品《国画》曾轰动文坛，这是一本忧患之书，写出了中国社会现实的很多矛盾冲突，当时非常畅销，甚至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盗版。他后来的创作也受到了《国画》的诸多影响，陆续写出了《梅次故事》《亡魂鸟》《朝夕之间》等长篇。作为一名小说家，王跃文以“官场小说”立足于文坛，但这一标签某种程度上也掩盖了作家其他类型的创作，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乡村题材的写作。从历史上看，湖南作家一直都有非常浓烈的乡土情感，这是一种传统，甚至可以认为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条湖南文脉。从沈从文到周立波，再到韩少功直至王跃文，他们都非常擅长写乡土，尽管每个人对乡土的理解未必一致，但却能够彼此接续，形成一条贯通的线索。王跃文生长于农村，对乡村生活很熟悉，但是据他自述，自二十多岁开始写作以来，乡村生活经验从未进入过其创作视域，直到四十岁以后，故乡留给他的记忆越来越清晰，引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于是在中年以后写了一些关于乡村的中篇小说，后来结集为《漫水》。其中收录了七篇乡村题材小说，同题中篇小说《漫水》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而去年底出版的这本《家山》是个54万字的长篇，王跃文以故乡湖南溆浦县为背景，虚构了一个叫作“沙湾”的村子，实际上就是漫水村的投射。可以说《家山》唤醒了王跃文全部的故土记忆，在他的写作中，这部小说是对前一阶段乡村文学创作经验的整合，同时也意味着他的写作面临一个新的起点，具有转折性的意义。今天的讨论，希望大家都能把视野打开一些，畅所欲言。

一、地方与民族，传統与现代的融合认同

王海晗：当我们阅读《家山》的时候，首先会注意到它书写的是湖南农村沙湾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变迁，作家有意识地去表现湖湘地方社会特有的文化传统，具有浓郁的个性化元素，同时又通过陈家这个家族的命运，来关注整个中国“家”文明的内涵所在。王跃文写的是沙湾几代人的故事，其实也是想借此写全体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故事。对“民族”和“国家”的现代想象，使得这部小说超越了单一的地域文化视野，表达出更具兼容性的宏大文化内涵。对于这种地方志与民族志相结合的叙事，同学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评价？我想听听大家的理解。

袁荣新：我认为《家山》是一部典型的具有世情小说特征的文本，如果以世情小说的价值尺度来判断，《家山》这种地方志和民族志相结合的写法够不够成功？我认为是成功的。它实际上充当了一种“视点”，通过一种具有“在地性”的时间与空间的讲述方式，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独属于湖湘地区的“中国故事”。这个中国故事区别于传统的已经固化了的大历史叙事，讲述的是一个具有边缘性的故事。比如我们之前对“五四”运动的认识，更多的是在北京或者上海的“五四”运动，而《家山》这种写法就可以使之前潜藏于地表之下的、偏边缘地区的历史经验重新浮出水面。而且这种叙述方式的作用在文本中主要表现为：通过湖南沙湾当地的“家务事”，将中国在历史中经历的大事件叙述出来，通俗点说，就是把中国的事“化小”，放到村子里看，得以进一步反思，同时读者又可以将村子里发生的具有特殊性的事件放到中国这个大的范畴中去看。

王海晗：荣新刚才提到了“在地性”，这个观察是准确的。近些年，学术界也有一个相关的理论概念在流行，叫作“地方路径”。自2020年首倡以来，经过三年时间的酝酿，“地方路径”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有热度的学术话题。学者们研讨“地方路径”有着宏大的问题指向，其核心就是通过文学“地方路径”来重新辨析文学中国整体经验的形成，最终达到改变现有文学认知格局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所谓的“地方路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地域文学研究或者区域文学研究，它不是重提现当代文学在各个地区的发展问题。在惯有的文学史叙述当中，我们常常觉得“地方”仅仅是作为国家文学的一种拼图，区域也只有在被纳入到整体的结构当中后，才能找到自身的价值定位。而“地方路径”的提出，就是旨在建立地方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强调各个地方在汇入现代性大潮过程中的自发性与独立性特征。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地方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作家往往习惯于下沉到地方的历史生活和地理自然中去寻觅写作的素材，像我们之前讨论的一些小说，比如罗伟章的《隐秘史》，都写得非常具体，具体到某一个村庄的故事。《家山》显然也吸收了地方志的一些文化资源，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地方志主要指宽泛意义上的地方志小说。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地方志小说是要将方志的形式也化用到小说当中，而《家山》更多地是借鉴地方志的内容与精神，也就是说对地理、历史资料的一种记载和重塑，它是具有地学与史学双重属性的。在我看来，引入“地方路径”的概念来考量类似《家山》这样的地域性文学，能够得出更为丰富的认识，可以说小说其实也是将地方作为一个主体来书写的，它更强调“地方”与“整体”的辩证互通，而不是一方被另一方包含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同学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张楚悦：我认为《家山》十分明显地体现了“地方路径”与“中国经验”的双向互动，而这是通过地方志与民族志相结合的叙事方法展现出来的。《家山》一定程度上是乡土文学，如果把它放在整个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传统中，我们会发现，小说对地方及乡土文化进行了重建，也就是地方志的重新书写：乡村不再作为一个启蒙视域下的需要遭到批判的对象，也不是以碎片的形式构成对整个中国经验的补充，而是以沙湾这一具有整体性的对象，展现地方在思想、文化、情感上所具有的持续生成的力量。而且民族志的传统也并非一成不变，它的更新变化与地方志不断生成紧密的关系。《家山》通过民族志描写中国现代道路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基于其与地方民间伦理的契合。在王跃文看来，地方志对民族志的形塑，与民族志对地方的表征同等重要，也就是要强调地方之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这一过程中亦包含着对乡村史和革命史的重新理解。但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沙湾人和外界的交流更多地由外出当兵、留学的人物完成，某种程度上缺乏多样性，作者需要思考如何突破这种单一的写法，更好地勾连地方与国家。

王海晗：好的，楚悦她讲到了地方与民族二者之间不断生成紧密的联系，并且也反思了作者在写法方面不够多样性的问题。其实我们引入“地方路径”的观念，意在突出地方作为一个主体，在迎合现代性冲击的时候，它自身的历史境遇，那么这就必然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在一般的认知结构当中，乡村文化往往代表着传统的一面，显得封闭、保守乃至落后。但从《家山》这部小说描写的情节来看，显然并非是这种单线的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所能够涵容的。

我找到了一个有趣的观察点，就是小说当中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家山》当中的父辈，比如像佑德公、逸公老儿等人，他们是乡绅的模范，是传统美德与智慧的化身，能够处理鄉里发生的各种大小事件，平息邻里争端，解释家族的规章制度，因而具有权威性。但是这些令人敬重的家长式的人物，他们身上并没有古板保守的性格特征，反而非常懂得变通与理解。佑德公作为传统的象征，并不循规蹈矩，他能够积极支持子辈去创新改革，涤除陈腐的习俗观念，甚至对当时被视为“乱党”的革命者齐峰也给予了默许，为他保守秘密。还有逸公老儿，他虽然是前清举人，但同时也很开明，对很多新事物都有能力去吸收。再来看子辈的形象，比如说邵夫、扬卿和齐峰等人，他们作为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承担着文明的传播与创新的重任，但这些人同时又是习俗与传统的守护者。一个有意味的细节就是邵夫和齐峰都接受了父辈给他们安排的包办婚姻。受过新思潮熏陶的青年竟然没有走上自由恋爱的道路，而是通过媒妁之言的方式完婚，这样的情节如果放在“五四”激进作家的笔下，那么其书写肯定就是控诉传统婚姻制度造成的不幸，这就是所谓的反传统的意识。但放在《家山》中，邵夫和容秀、云枝，齐峰与禾青的结合都是写得比较自然、妥帖的。从这些细节中，我们能够看出作者对传统/现代关系的复杂理解，能够明显地体会到《家山》与经典家族小说的重要区别。在以往常见的家族小说中，最典型的譬如巴金的《家》《春》《秋》等作品里，往往作者是集中地控诉批判家族伦理制度的腐朽，存在着一个强烈的“弑父”情结，父辈与子辈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而王跃文实际上逆转了这种模式化的书写。所以接着想让大家继续思考的问题是，在《家山》中作者是如何致力于弥合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断裂，在二者之间建立积极的文化认同的？

张楚悦：我认为《家山》中弥合传统与现代性冲突断裂的最关键因素，也就是文化认同的核心，在于和善之美的亘古不衰。小说中无论父辈还是子辈都十分和善，比如佑德公、有喜对乡民的救济，扬卿兴办水库和学校而不领工资，齐峰带领红军家属转移等，都展现了“和善”这一传统情感生生不息的力量。而且与以往的乡土小说不同，沙湾人的旧思想没有那么顽固。虽然如王老师所说，劭夫、齐峰接受的是包办婚姻，但对于扬卿和瑞萍的自由恋爱，老一辈起初虽然难以接受，但最终还是同意，这体现了思想开化的渐进过程，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韧性与包容性。扬卿类似于古代的乡绅，不滥用上级所赋予的文化权威，他得到民间的信任，在兴修水库、兴办学校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与传统的乡绅不同，他有留洋日本的经历，受到了现代性思想的影响，因而他既是新文明的播种者和引领者，又遵循着沙湾的传统，他在日常对沙湾事务的处理中，一点点渗透着现代的观念，所以小说中现代对传统的改造并非是突然的、断裂的，而是渐进的。作者对小说中的人物流露出的情感是关爱的、赞美的，哪怕像扬高这样的人物，作者也未进行愤怒的批判与斥责，而是描写他们性格产生的民间逻辑。因此，《家山》弥合传统与现代冲突断裂的最根本的方式，就在于和善之美的绵延以及传统民间文化蓬勃的生命力。

王海晗：你讲到了和善之美的价值，这是调和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要点所在。那么除了道德上的认同感，在《家山》的文本中，也涉及了现代生活方式进入乡村的过程，比如煤油灯、电灯代替了原先用的铜油灯，一些守旧的乡民最初坚持认为老祖宗闻不得煤油味，但是后来祠堂里也用上了煤油灯；再比如法币取代了原先的银花币、银元和铜钱；还有一个细节是朱克文骑自行车回到沙湾，引起了很多人围观。我们看到，某些被视作异端的生活方式后来慢慢被民众所接受，并且成为新的传统。在王跃文眼中，不管是从精神还是物质的角度来讲，现代对传统与乡村的改造都不是以一种生吞活剥的方式来进行的，二者之间并非割裂的状态。现代并不意味着天然的优越感，并非不证自明地处在价值链条的顶端，现代性应当内化于乡村，经受乡土语境的检验，具体点说就是需要和乡土社会进行有机融合，需要真正落地扎根到民间，从而发挥一种创造性的价值。

袁荣新：我认为要讨论如何弥合这种冲突与断裂，会遭遇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部小说的叙事动力是什么？我认为这部小说的叙事动力就是一种由“家”衍生而来，不断隐喻泛化的整体观念。在文本中，这种整体观念主要表现为一种道德责任的承担，只是不同的人所要承担的道德责任的内容大小、具体范畴存在不同。如果说沙湾人在代际之间存在着什么冲突断裂，我认为是不具备什么极端性的冲突断裂的，这两代人的理想基本可以说都是“古典式”的，他们都是在“家本位—宗族本位—国家本位”这个隐喻泛化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现代性理想的。或者说，《家山》中表现出的现代性理想的内核，仍是古典的，即：作为一个群体中的人要承担群体性的责任，作为沙湾人要承担沙湾的责任，作为国人要承担中国的责任。

我们对比一下就知道了，《狂人日记》是现代性的症候文本，狂人和家庭的断裂主要在什么地方？是因为狂人认识到了自己并不是人群中的人，而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个独立自主的人承担着包括自己在内的、群体造就的“吃人之罪”。而《家山》中的人，比如佑德公、桃香，哪怕齐峰、邵夫，他们都是作为群体中的人而存在的，只是这个群体的概念在文本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对于桃香而言可能是自己在沙湾的家，佑德公承担得更多，是一种宗族的责任，而邵夫、齐峰、贞一承担的是国人的责任，我们并没有看到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对于他所在群体所生成的一种“存在性不安”，他们之间的理想是类似的。就像邵夫回家后，佑德公很快就理解了他，亲戚的小孩在搏斗中被舅舅杀了，这时候四跛子把自己的儿子赔给了对方就获得了良心的平安，而那个死去小孩的“这一个”的独特意义就被忽视了。而且这种隐喻泛化的功能还表现在，老一辈的人诸如佑德公等能根据承担责任的初心，对自己的认知进行结构性调整。尤其当国家面临危难，需要捐躯赴国难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读死书的学者的时候，佑德公基于一种更大范畴的“家”的责任，对自己的认知作出了结构性调整。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在1945年之后的战争阶段，我们并没看到邵夫作为独立个体面对自己所在的党派发生变化时的痛苦，他的思想转折在文本中是被掩盖的，这也表现出《家山》特殊的叙事伦理，即一切事件都需要在承担“家”之责任的精神层面上才能被理解，反之则不能。

王海晗：荣新举了一些文本实例来说明小说的叙事动力在于“家本位”观念所衍生的道德承担意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敏锐的观察，沙湾几代人都是从一种“古典”的方式来理解现代性理想，所以在精神根柢上并不存在极端性的冲突断裂。其他同学能否就相关问题再谈谈自身的体会？

郝龙敏：刚刚听了王老师的话，很受启发，我认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弥合能够通过人物的称呼来表现。比如扬卿，他在沙湾的辈分是比较大的，别人可能应该称他为公公，但他却让别人都称呼他为“陈老师”。与此相对，邵夫却并不是这样，他还是很“沙湾化”的，是一个更靠近乡土文化的人，包括他后来娶云芝的行为，都非常符合传统习俗。相比之下，扬卿更接近现代社会的人格，他的婚姻也是自己做主的。最后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在邵夫、扬卿和齐峰三个人身上是否也能够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断裂？

王海晗：说到断裂，当然会有，毕竟民间社会也存在着某些糟粕，这从小说对类似扬高这类人的批判上可以看出来，但总体上作者显然更偏向于建立认同。应该说《家山》在具体情节路径的选择上是比较多元化的，里面既有对自由恋爱的描写，也有对传统包办婚姻的叙述，但就像刚才荣新讲到的，它们最终服务的都是“家”的叙事宗旨。你刚才提到了人物的称呼，这让我联想到小说中人物的取名也是精心设计的，像佑德公、福太婆、逸公老儿、美坨、德智、德全、扬卿、克文、克武，这些名字都是有指涉意义的。不同的人物形象也表征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比如修根，代表道家文化；而佑德公则是儒家文化的民间象征；月桂后来出家了，法号涤音，那就是佛家的代表。这些细节都表明，在作者认知结构里，传统文化的组成是有多方面内涵的，他意在营造一个尽量丰富的精神图景。

徐千千：我关注到了《家山》中对女孩子读书的态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