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华大地经济重心运动的总体方向是从北方向南方转移。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历史发展格局、宏观经济政策和地理资源禀赋的差异等原因，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不平衡状态。近年来，相对依赖资源发展的北方地区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凸显。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首次提出“促进南北方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区域协调发展”；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推动南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势在必行。

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发生过哪些变化，呈现出怎样的趋势？为何会出现经济重心的转移？如何共同做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南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本期，人民论坛特邀专家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经济重心转换 GDP 人口 对外开放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2020年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东北三省总人口约9851万人，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减少约1100万人，其中辽宁省减少约115.5万人，吉林省减少约337.9万人，黑龙江省减少约646.4万人。由此可见，东北三省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人口有所减少，工业衰退的地区有固化和扩大的趋势。而与之相反的是，在2022年国务院召开的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国务院领导要求东南沿海5省市承担大任，继续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东南地区的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的经济体量占全国1/3以上，财政收入占比近4成，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近8成，吸纳了全国70%跨省农民工就业。全面看待这种南北差距，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经济重心的南北转换，探寻转换的原因，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地区发展的差异，促进经济的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古代与近代经济重心转换

战国以来的2000多年，中国经济重心运动的大方向是从北方到南方，前期经济重心在北方，后期经济重心在南方特别是江南和东南地区，分界线是南宋。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的地区差异：“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秦汉时期经济重心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洛阳和长安（西安）長期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此时关中（陕西省中部）、河南、山东等地人多地少，关中地区的人们不仅种地，而且善于经商。同时，司马迁注意到：“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楚越等南方地区地广人稀，人们并不喜欢辛勤劳作，当然也就难以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

东汉末年，经济重心开始转移。东汉末年的战乱、西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导致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隋唐时期江南已经成为富庶之地。唐代安史之乱使人口进一步南迁，南方人口与经济又获得相应的发展，南方人口数量超过北方。1126年金兵攻入北宋首都开封，靖康之乱使得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彻底超越北方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这种地位几乎延续至今。明清两代南方经济占全国的比重在80%左右，尤以江南的苏州、常州、松江（上海）三府为最。这时，江南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江南多指苏南（含现在的上海）、浙北地区，即明清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太仓州，所谓“八府一州”。

除江南外，宋朝之后，岭南地区也得到开发。明清时期，广州因为“一口通商”而兴起，“一口通商”就是中国对外贸易只有一个港口，全国货物必须运到这个港口才能进行对外贸易。广州历史上曾经历过三个“一口通商”时期，第一次是1523年—1566年，共43年；第二次是1655年—1684年，共29年；第三次是1757年—1842年，共85年。实行“一口通商”的结果是全国各地都把货物运到广州，品种繁多，其中茶、丝、瓷器、棉布、药材等为主要出口货物。1785年—1795年，广州港来船平均每年达到57.5艘。1796年—1820年，平均每年76.2艘；1821年—1838年，平均每年增至110艘。广州逐渐繁荣起来，广东的发展使得岭南地区成为仅次于江南的经济发达区域。

明清进士大部分出自南方。浙江、江苏和江西三省领先于其他各省，浙江的进士明代有3697名，清朝2808名，合计为6505名；江苏的进士明代为2977名，清代为2949名，合计为5926名；江西的进士明代为3114名，清代为1919名，合计为5033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