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游民

“当你脱离打工一族的思维方式后，你会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很多。”

2018年刚辞职的时候，符烨还不知道什么叫“数字游民”，她觉得自己更像是个背包客，因为无法脱产生活，才顺其自然地进入了一种边旅行边工作的状态。

在此之前，符烨作为项目经理已经工作了近5年时间。期间，她做过教育集团的管培生，尝试过几个月的英文戏剧教育工作，也在初创公司带过营地教育的项目，之后又做了两年教育及环保相关的社会创新工作。尤其是最后一份工作，尽管很少加班，却要经常出差，“我大概统计过，每个月有5到15天都在全国各地跑”。

这段奔波的经历让符烨提前适应了远程工作的节奏。短短两三年里，她几乎把国内大部分地方跑了个遍。因为喜欢旅游，刚开始工作时，符烨常常会在出差后安排两天假期，就为了能在工作之余，与城市多一些关联。如今往回看，这些都成了她最终向“数字游民”转型的铺垫。

真正促使她决心改变的契机，来自于一位程序员朋友的死讯。符烨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她发现在北京虽然开心，但循规蹈矩的职业未来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头，升职、加薪之外，“少了点有冲劲的东西”。想着还有一份英语口语教练的兼职可以养活自己，符烨决定辞职休息一段时间，给未来寻找新的可能性。

和大多数人一样，辞职后符烨的第一反应是先回老家文昌住一段时间，一方面可以陪陪许久未见的父母，一方面也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试错。尽管有兼职，但前几个月里，符烨的收入只到“温饱线”，收入骤减让她一度非常低落，父母和周围人的疑惑也让她颇感压力。“我的家人曾问我什么时候打算回归正常生活，但为什么我这种生活就是不正常的？”符烨感到不被理 解。

为了摆脱在小城中被审视的不适感，也为了探寻生活更多的可能性，符烨决定去南美旅行，那是她大三间隔年时实习过的地方。口语教练的兼职工作是支撑符烨旅行的核心保障，很多时候为了下午可以和背包客朋友一起徒步，符燁会在半夜起来赶工。当时她身边的朋友鲜少有“数字游民”，所以对于她这样一边玩一边工作的状态感到不解。“我的朋友包括当时Airbnb的房东，他们都不明白我为什么大老远跑出来还要工作。”

对于数字游民来说，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是一种幸运。直到在南美待了3个月后，符烨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这样的状态就叫“数字游民”。紧接着她就加入了一些社群，也因此认识了不少数字游民朋友，还在不久后遇到了伴侣—就像沙丁鱼找到了自己的鱼群，某种程度上这缓解了符烨的孤独感。

在数字游民中，并非所有人都是自由职业者。在符烨看来，成为“数字游民”需要同时满足两种条件：一个是资源全部线上化，工作只需要一台电脑就能完成；二是生活和工作地点不固定，保持一种游动的状态。至于是否兼职还是远程工作，抑或是创业，都在数字游民的职业范畴内。

符烨自己也经历过从远程工作到成为自由职业者的过程。当“数字游民”的头几年，符烨为一家公司做市场营销工作，全职的远程工作最需要克服的是时差困扰。当她在东南亚旅居时，她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但到了南美，很多时候她需要凌晨3点起床工作。“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远程工作还是有其自身的限制，这种待命感让我觉得有压力。”2020年，符烨辞掉了这份远程工作，成为真正的自由职业者。

外界对于“数字游民”的普遍感知是不确定性太高，符烨并不反对，在享受自由的同时，她接受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也试图在流动中寻找稳定的部分。

收入的稳定是首先能带给人安全感的。除了兼职英语口语教学外，符烨还开设了一些“数字游民”的职业规划课，同时，她还会定期给媒体供稿，写一些有关社会议题的内容。不过，不靠旅行赚钱是她的底线，“我希望我在旅行的同时也有钱赚，但我不希望这个钱是靠旅行得到的，否则我的出行地就会受到限制，所以我不会去做特产代购，或者靠带队赚钱。”符烨认为，不靠旅行赚钱才能长期地成为数字游民。

为了保持相对稳定的工作状态，符烨开始严格划分自己一天的时间，同时固定工作地点。有时她将自己写稿的时间放到下午两点到三点；有时她将写作附着在另一个生活习惯上，比如午觉醒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稿一小时。在这样的节奏下，符烨每周都能出一篇稿子，相应地，收入也趋于稳定。

频繁游动的时候，符烨一两周就会换一个地方生活。初期，符烨也喜欢移动户外办公，但现在大多数时候，她还是倾向于室内。电脑已经成为符烨的一部分，去哪儿都要带着，但一般情况下她还是会在室内把大多数事情干完，留一些可干可不干的活在户外，“室内办公环境相对稳定，干扰较少，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量。”

当收入和工作节奏趋于稳定，符烨规划起了自己的老年生活。她给自己买了养老保险，还在线上和线下置办了一些资产。目前她还没有生育的打算，但她也观察到，一些数字游民聚集的地方已经开设了“数字游民”学校，她自己身边也有一些“数字游民”家庭把孩子送去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