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6月10日，也是英國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去世的第二天，《每日新闻》的一篇报道中写道：“他绝对是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的小说家，后人将在他刻画的当代生活图景中了解到比史料还要清晰的19世纪生活面貌。”对于狄更斯的作品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马克思早在1854年发表的《英国资产阶级》一文中就曾指出，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和盖斯凯尔等人的小说“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

英国著名批评家利维斯在其小说批评的代表作《伟大的传统》中指出：“狄更斯对自己生活于其间的世界所作的批评，一般都是顺带为之。”然而狄更斯对社会弊端的描绘依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狄更斯在《董贝父子》中塑造了一个拥有巨额财富和尊崇社会地位的伦敦商人形象。作品中虽未过多涉及具体的商业活动，但董贝的商人身份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从董贝的伦理身份切入，围绕其商人身份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以家庭伦理的商业化引发的悲剧来阐发狄更斯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金联结关系的批判。

一、伦理环境与董贝的伦理身份

在《董贝父子》中，伦理身份问题被多次提及。无论是董贝因成功的商人身份享有尊崇的社会地位，抑或是他在家庭生活中强调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身份权威，皆表明身份问题是引发伦理冲突的重要原因。董贝具有多重身份：就血缘关系而言，他是弗洛伦斯和小保罗的父亲；就婚姻关系而言，他是弗洛伦斯的母亲和伊迪斯的丈夫；就职业而言，他是帝国商人，董贝父子公司的领头人。董贝的血亲身份、婚姻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建构相互冲突，导致他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

狄更斯在谈及《董贝父子》的创作意图时曾说“他要处理的是傲慢问题，正如前一部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要着重描写自私自利”，然而作品产生的实际效果却远远超出了对傲慢问题的揭示，蕴含了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价值观的反思。英国评论家托马斯·杰克逊认为董贝的傲慢是资产阶级“为金钱骄傲”，英国历史学家乔治·扬也指出19世纪中叶的英国是一个“造钱的时代”。作为商业竞争中的胜利者，董贝集资本和权威于一身。董贝不断被强化的商人身份弱化了他家庭成员的身份，进而产生了一系列伦理问题。

董贝的商人身份和商业至上的理念使得他与两任妻子之间的关系皆以获得公司的继承人为目的。董贝与第一任妻子的婚姻不仅没有建立在爱情之上，反而把爱情完全排除在外，正如文中所说，“董贝父子公司经营皮革生意，但却从来不经营心的生意”。董贝把他与妻子之间的婚姻关系看作商业活动中的契约关系。妻子既然签了契约，就要履行为公司生出一个新的合伙人的责任。董贝用商业化的契约关系来维系婚姻关系，也就规避了丈夫的身份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当为他生下继承人的妻子去世后，他并没有感到难过，而是为董贝父子公司因奶妈的缺失而摇摇欲坠感到愤怒。

董贝与第二任妻子伊迪斯的婚姻更是建立在以获得继承人为目的的交易之上。董贝看上了伊迪斯的美貌；伊迪斯的母亲则看上了董贝的财富，将他比作一个人人都想开采的金矿。然而伊迪斯与董贝逆来顺受的第一任妻子不同，她并不认可董贝的权威。董贝用金钱买回了妻子，却无法买到她的顺从。在董贝为了名誉和社会地位不愿意解除婚姻关系还她自由时，她以与公司经理私奔的形式进行反抗，让董贝的尊严和威信受到致命打击。董贝为公司的延续寻找继承人的努力，却成了董贝父子公司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董贝不仅无法维系建立在交易基础上的婚姻关系，也无法维系与生俱来的血亲关系。弗洛伦斯和小保罗都是董贝的孩子，他们与董贝之间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子关系。董贝需要给予孩子成长所需的关爱和教导，尤其是在两个孩子失去母亲之后。然而在董贝看来，小保罗与其说是他的儿子，不如说是董贝父子公司的继承人。这位刚出生就被父亲称作注定要去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孩子，虽然得到了父亲的关注，却无法得到父亲的关爱。董贝不是在抚育一个孩子成长，而是在为董贝父子公司培养一名合格的继承人。

董贝对小保罗继承人身份的确认，不仅阻碍了他与小保罗之间建立亲密的父子之情，而且还禁止他与任何人建立情感上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