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顺帝至正初年的一天，接近知命之年的杨维桢将自己在会稽时期出入史传、日课一诗的千余篇诗作取来复读，忽然自笑曰：“此岂有诗哉！”于是，命书童尽数焚毁。

焚诗之际，正是其政治生涯的至暗时刻。至正元年（1341），杨维桢服丧期满，满怀希冀地从家乡诸暨来到杭州，申请补官。然而，天不遂人愿，补官之事被莫名搁置，妻儿老小却亟需给补，无奈之下，只能游走于苏杭之间，以教授生徒为业。这样看来，杨维桢焚诗之举，似乎是被现实无情打击后，对昔日政治理想的绝望，或是“补天无术者的沉落”（幺书仪《元代文人心态》）。按照一般推测，此后的杨维桢或许如某些怀才不遇的古人，在失意与牢骚中，以诗获得人们的共情；或许也如宋末江湖诗人一般，以日常卑近的题材和晚唐体的手法，作诗以维持生计。

但是，杨维桢并未按照逻辑的套路“出牌”。“焚诗”一事载于至正六年其弟子吴复撰写的《辑录铁崖先生古乐府序》中。据序文，“焚诗”之事正是杨维桢诗歌创作的转折点：一是其在钱塘、太湖、洞庭间所创作的一些“古坳”的诗歌，开始刻意塑造自己独特的诗人形象；二是诗学观念由“出入史传”转而强调“性”与“神”，主张“先情性而后体格”，突出诗歌的个性与情感；三是以全新的创作和观念为基础，尝试以新的方式组织诗坛。

这一转变其实与他多舛的仕途并无直接关联，倒是更多缘于他两次唱和经历。第一次是泰定年间参加会试的归途中，他在姑苏结识好友李孝光，发表了一番古乐府有“味外之味”的见解，两位青年诗人一见如故，相与唱和。第二次是在至正元年，二人故地重逢，以韩愈《琴操》之高难度诗题再次唱和，杨维桢以其才情，连写11篇，李孝光惊呼“杨廉夫，铁龙精也”，甚至认为“铁雅辞行，退之不得称千古独步”。

两次唱和促使杨维桢意识到，在诗歌创作中独辟蹊径、独树一帜，以及邀人唱和、聚合兴趣相投之友的重要性。

壹

真正使杨维桢名气“传于海内”的是至正初年寓居杭州时，他组织的那场“西湖竹枝”集咏酬唱。他在《西湖竹枝集序》中说：

余闲居西湖者七八年，与茅山外史张贞居（张雨）、苕溪郯九成（郯韶）辈为唱和交。水光山色，浸沉胸次，洗一时樽俎粉黛之习，于是乎有“竹枝”之声。好事者流布南北，名人韵士属和者无虑百家。

（《全元文》第42册，P497）

“西湖竹枝”唱和，似一道“江湖召集令”，迅速传开而流布南北。然而，杨维桢掌握的“流量密码”远不止于组织唱和，就在唱和结束不久的至正八年，他在做客顾瑛玉山草堂的间隙，便着手汇编《西湖竹枝集》，将唱和成果及时推送。

《西湖竹枝集》收入120人的唱和作品，其中既有达官显宦、诗坛泰斗，如虞集、王士熙、马祖常、杨载、柯九思、揭傒斯、贡师泰等人；也有地方名流，如顾瑛父子；还有蒙古、色目诗人，如同同、甘立、边鲁、不花帖木儿、燕不花、别里沙等；甚至妇女商贩、僧侣道士等社会群体，如曹妙清、张雨、释照等人，基本上就是元代后期诗坛的集体展示。杨维桢本人及作品置于集首，他又广收铁门弟子诗作，因此，是集编撰也可视为“铁雅派”的首次集中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