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孔子及其学说的理解，常常存在“泛历史化”和“去历史化”两种误区。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把孔子当作封建社会的圣人、统治阶级的帮凶予以批判，认为孔子的思想仅仅属于旧社会的意识形态，这是犯了“泛历史化”的错误。而新时期以来又有一股把孔子思想鸡汤化的潮流，仿佛《论语》就是一本对着现代人说话的人生格言，而孔子不过是穿着古装的心灵导师，这又显然抽空了孔子作为历史人物、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限定性，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应该说，对孔子及其时代之间互动关系的理性把握，将孔子适当地“历史化”，是正确理解孔子及其思想的必要途径。这就需要一部好的孔子传记，既让人们了解孔子思想的生成性、在地性，也充分展现孔子思想的超越性、永恒性。

现当代学者的孔子传记不乏优秀作品，如钱穆先生《孔子传》长于考证，李长之先生《孔子的故事》适合初学，匡亚明先生的《孔子评传》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对孔子思想作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时代化理解。而李硕的《孔子大历史》一书，则从大历史的角度深刻把握孔子思想发生的历史性和超越性。所谓大历史，就是一种超越断代史，强调中华历史整体视野的史观，其间特别重视对“古今之变”的把握。而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是贵族政治走向没落，君主集权开始强化的“周秦之变”的萌芽阶段，也是阶层流动得以可能、官僚政治方兴未艾的结构性大变革时代。《孔子大历史》一书创造性地使用了“寡头共和”一词来定义孔子时代的政治制度，可谓恰如其分。我们容易联想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寡头政治乃是贵族政治的衰落形式。春秋末期的“寡头共和”，既有着贵族与君主分享权力、共治天下的“共和”色彩，又有着陷入垄断性的“寡头”而封闭僵化、失去活力的衰世特征。而孔子既是没落贵族的后代，又是“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的寒门子弟，其心理结构恰恰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形成了某种对应。如书中所说：

孔子親历了农民（农奴）和贵族两种身份、两种生活，这是春秋时期一般人难有的经历。所以他对两者都有一点理解和同情，希望做个沟通的纽带，两者之间的调停人。

这种颇具张力性的心理结构，使得孔子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痛心疾首，又对阶层流动的历史潮流无限欢迎，既对僵化没落的贵族制无可奈何，又对新兴士人阶层“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深感忧虑。而孔子的折中点和破题点，则在于对于贵族文化的开放共享式的传承：在贵族制度日益衰朽的时代，最大限度地保留贵族文化的高贵性，并让这种高贵性浸润新兴的士人官僚阶层，为这一阶层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力量，成为这一阶层的认同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也正是孔子作为教育家的历史意义。

而孔子的“仁”也正是在这种跨阶层的双重身份认同之中，对于历史转折关口的社会心理的集中反映：既试图巩固既有的政治秩序，避免传统政治伦理的大崩溃，又希望底层人民的诉求得到尊重、生活得到保证，底层向上层流通的渠道得到拓宽。如《孔子大历史》中所言：

孔子承认阶级差别、高低贵贱，但在这个基础上，他不主张贵族和统治者们为所欲为，而是号召他们对老百姓好一点，让老百姓有条活路。他提倡“仁”，具体到政治和阶级关系上，就是号召贵族和当权者们别盘剥得太厉害，更别草菅人命。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之所以能够以孔子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也正是孔子的这种跨阶层的关怀和基本的社会结构存在着某种对应，从而形成一种伦理秩序的最大公约数，使得各阶层之间能够获得某种良性的互动而不至于剑拔弩张。而“仁”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具体解释，既有“克己复礼”，又有“爱人”，既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正是因为它要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充满韧性和弹性的意义空间。

从大历史的角度理解孔子，也意味着要从整个中华文明的角度理解孔子。《孔子大历史》别具匠心地附了一个外篇《周灭商与华夏新生》，呈现了殷商王朝人殉习俗的可怕一面，而这也是李硕新书《翦商》的基本内容。在《翦商》中，李硕说：

最早对殷商这段尘封的往事进行考索的是孔子。孔子离纣王和周公的时代仅五百年，他编辑的“六经”保存了一些真相，但也有意地掩盖了另一些。本书认为，这是孔子在探究到真实历史之后做出的决定，他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文明。

众所周知，孔子是殷商人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