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本雅明的一系列作品是寻找故乡的历程。伴随着欧洲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跌宕起伏的政治局势，德国犹太人的命运经历了几多变迁。如何在动荡的局势与加速的现代化中寻找到自身心灵的支点成了贯穿本雅明一生的追求。

从《论原初语言与人类语言》始，一个萦绕在本雅明脑中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的总体性幻象中，如何重新拥抱多元真实的生命。1932年本雅明先后以第一人称写作的《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后简称《柏林童年》），可以说是他站在生命的终点前，以“故乡”为切入口，对之前探索的一系列“返乡”问题的通俗化总结。相比于同年写作的《柏林纪事》，《柏林童年》对家园的记忆编织得更加细致，本雅明以孩童陌生化的视角，从个体、故乡到社会的一步步审视中，重新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故乡”的社会关系、历史进程进行了反思，践行了一个知识分子对时代、社会、历史的责任。

物恋

从人类社会的视角看，“物”作为人类记忆的延伸，不仅承载着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也是自传作品中情感表达始终不离的承载物。纵观《柏林童年》，对“物”的描述，可谓是故乡回忆的核心環节，整部作品的回忆线索就潜藏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孩童与成人、内空间与外空间中的事物之中，彰显了物质与情感的暗合。古今中外，关于这类现象的文学作品和研究也不在少数，“物”作为不同时代意识形态的试金石，为我们观测人类精神状态提供了切入口。西方对“物”的依恋，如古希腊的“万物有灵”，中世纪教堂中的圣像崇拜、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拜物教”等，在文学中，也有诸如欧也妮·葛朗台、别里科夫、贾平凹“商州系列”中“畸人”这样的角色。但无论是出于经济还是弥补情感的需求，一旦走上“物恋”之路，个体都会不可避免受到物体系的影响，将自身主体性部分地交付对象，完成“物”与“我”的对抗与融合。反观《柏林童年》，作品中不时潜藏着对“物”体系警惕的身影，本雅明一脚站在传统中，维护者古老柏林的淳朴的风俗民情，一脚站在现代一端，对现代化中无法抵挡的失落表示怀疑又无可奈何的接受，这种双向的撕扯，从几处关于“物”的情节与心理描写上可见端倪。

对“物”的恋与厌的冲突不时出现在技术物入侵日常的时刻：当柏林的主人公回忆起故乡的情景，现代与前现代的“物”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枝形吊灯、壁炉屏风、棕榈盆景、落地支架、雕花灯台、饮马水槽、凸窗雕饰和电话机、有轨电车、工厂车间以片段的方式出现在主人公的记忆地图中：当曾在客厅、内阳台、广场上装饰品，利摩日城的珐琅碟、蓝色雾气中悲衣蝶都在实际生活中衰败和被淘汰时，新型技术又以其他方式让其重新出现在人类的回忆之中。当下雨时，“我”走入放映棚，通过北欧窄弯里和椰子树下的那种光芒想起童年柏林时做家庭作业时照亮书桌的灯光，而有轨电车上那拍打打地毯的节奏摇荡着沉睡中的“我”，让“我”在酣梦中感受巨浪滔滔与牛奶的香气；想起漫漫行程和悠悠细雨。（本雅明《驼背小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P23）电话机等技术物以洪水与救世主的面目让“我”一家陷入了时刻来铃的焦虑，但客观上却成了“年轻一代寂寞中的安慰”，在人造物和自然物的混杂环境中，技术物不仅是人征服自然的工具，也建构了人类的经验与感受。偌大的矿山，不仅有着挖掘工人的辛劳与收获，还引发了与血脉相连的那种凝神关注，它饱含着诺瓦利斯、让·保罗、蒂克等人对自然的激情，也有着大机器生产后身体的疲惫与资本的原始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