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698—757），字少伯，出生于山西太原，流传下来的资料不多，其生平不可详考，综合各方面材料看，王昌龄自幼接受儒家教育，早年嵩山学道，梦想羽化登仙；青年时漫游塞边，赴河陇，出玉门，渴望马上封侯。开元十五年（727），29岁进士及第，然其壮岁仕途多舛，多半时间是以戴罪之身在贬谪之地度过的，41岁时流放岭南，安史之乱时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杀害。《旧唐书》本传说他“不护细行，屡见贬斥”。《唐才子传》为其叹息曰：“奈何晚途不谨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使知音者喟然长叹，失归全之道，不亦痛哉！”看来，王昌龄之仕途失意，与其“不护细行”的性格与行举也不无关系。
王昌龄著有《王江宁集》六卷，存诗181首，体裁以五古、七绝为主，尤以七绝见长，题材则主要为离别、边塞与宫怨，而以边塞诗最为著名。虽然其诗的数量不多，题材不广，体制亦未皆备，然其名气很大，有评价甚高，而有“诗家夫子”“七绝圣手”之称，王夫之推其為唐人七绝第一，在《姜斋诗话》中称“七言绝句唯王江宁能无疵颣”。王昌龄独以七绝而成为名家。然终不能算是一流大家也。
初盛唐七绝约550首，而王昌龄一人就有74首，几占六分之一。王昌龄在盛唐著名诗人中年辈较长，写作七绝时间也早，表现手法完全成熟，而其成就之高，七绝至王昌龄而体制大定，给后人以很大影响，逐渐成为唐代流行的重要体裁。
王昌龄的七绝，盛唐诗人中只有王维李白可与之媲美。古人云：“七言绝句，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王世贞《艺苑卮言》）古人又云：“七绝第一，其王龙标乎？右丞以淡而至浓，龙标以浓而至淡，皆圣手也。”（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这里也揭示出三者绝句的风格特征。
在艺术风格上，王昌龄的七绝以委婉含蓄为主要特色，表现曲折，意境深远。王昌龄的七绝善用典故，巧妙而贴切，不露迹象，也多用比兴、寄托手法，抒写了诗人对现实的揭露和幽怨。因此，陆时雍说：“王龙标七言绝句自是唐人骚语”（《诗镜总论》）。王昌龄认为：“凡诗，物色兼意下为好。若有物色，无意兴，虽巧亦无处用之。”而“景语若多，与意相兼不紧，虽理通亦无味。”因此，非常重视诗的境界，重视情与景之谐和，其七绝亦以“境”胜也。？
——王志清（文学教授，文化学者，中国王维研究会副会长）
历代评论王昌龄，一曰“诗家夫子”，一曰“诗家天子”，聚讼不已，莫衷一是。
“夫子”与“天子”虽只一字之差，但高下几不可以道里计。夫子，旧时是对学者或老师的敬称，相当于先生；天子，则指君临天下，睥睨一世的至尊。
如视王昌龄为诗家天子，则唐代的诗家俱在其下，这个评价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既然如此，王昌龄“诗家天子”说，何以提出并流传开来？这样提法有没有合理性？我们就这个问题做一番探究，能否对其诗作作出新解，进而标定其在唐诗史上地位呢？
“夫子”与“天子”之辩
王昌龄为“诗家夫子”一说，见于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昌龄工诗，绵密而思清，时称‘诗家夫子王江宁’（因王曾任江宁县丞，故名）。”
当代诗评家李元洛先生就辛说作出考订，认为“天子”说为本源，“夫子”说疑是讹夺。他说：“晚唐流行的一本论诗杂着《琉璃堂墨客图》尊称王昌龄为‘诗天子’，此书残本今存明钞本《吟窗杂录》中。宋人刘克庄在《后村诗话新集》中说：‘唐人《琉璃堂图》以昌龄为诗天子，其尊之如此。’”接着说《唐才子传》引用了这个材料，却将“天子”换成了“夫子”，推想起来“不知是传抄之误，还是辛文房或后人妄改”（《诗家天子》）。
然而，细究起来，“诗家夫子”说，可能既非传抄之误，又非“妄改”。传抄之误，师心“妄改”，在古籍中是常见的。考订当从本源，不过，一则辛文房是否别有所本，并非依据《吟窗杂录》《后庄诗话新集》；二则李文引用的材料虽是两个，实际上是一个，即源于《琉璃堂墨客图》，近于单文孤证。这样看来，如果要坐实辛文房的本子是传抄之误或“妄改”，似乎还得有更多的材料。
其实不必那么较真，陷入“非白即黑”二元对立的逻辑误区。“夫子”说和“天子”说不妨并存。就是说，就诗歌创作的整体成就来说，王昌龄只能说是一代名家、名诗人，即曰“夫子”；就诗歌创作中某个领域，某个体制之中，却是冠绝群彦，堪为大家、大诗人，即称“天子”。
大家、大诗人是能开一代诗风，有力地推动了诗歌体制的变革、完善，有效地促进了诗歌创作的繁荣的；名家、夫子，如拱卫着皎月的群星，各呈异象，显现出自己独特的存在。从总体上看，名昌龄为“夫子”，恰如其分；但从分体而言，就是从某个创作领域而言，却是冠绝群伦，名之为“天子”，也实不为过。
王昌龄现存的诗作为181首，连同残句约为200首。其体裁，以古风与绝句为主，其中，绝句88首（五绝14首，七绝74首），几占了他全部诗作的半数。其题材，大致可分为边塞、宫怨（闺怨）和离别三类，以赋离别者，即以“送”“别”“留别”为题的“实际达55首之多，占全部作品比例约达27%，也就是全部作品里每四首就有一首以上咏唱离别”（松浦友久《唐诗语汇意象论》）。
离别，是古老而常新带有永恒意义的题材，六朝诗人江淹在《别赋》中慨叹：“是以别方（类型、情貌）不定，别理（原因、理数）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怅问：“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后来者王昌龄寄情述怀于新兴的文体——绝句，即律化了的绝句，在严格的格律约束之下、于有限的文字天地之中，用带个性特征的艺术方式，不仅描摹出“不定”的“别方”，阐释了“千名”的“别理”，还提供了诗歌匠人们可以借鉴的诗艺和艺术经验——从语词运用、意象构成直至意境经营，进而增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