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被誉为“诗家夫子”“七绝圣手”，以边塞、宫怨和送别诗闻名。从总体倾向上看，这些诗作体现了诗人心系国事、关注现实的儒家思想，宋人葛立方甚至有“观王昌龄诗，仕进之心，可谓切矣”（《韵语阳秋》）的评价。但这并非王昌龄的全部思想构成。现存180余首王诗中，涉及佛道意象和主题的作品就有30余首，占据了近六分之一的篇幅。这些作品的出现，与唐代文化政策和诗人现实处境密切相关。唐代帝王普遍推行三教兼容的文化政策，名僧高道与士人频繁往来，深刻影响了士人的文学活动。王昌龄的“朋友圈”中，也多好佛崇道者，如李白、王维、裴迪、孟浩然、李颀等。而王昌龄本人的仕途际遇，也常促使他从方外活动中寻求心理慰藉。方外活动对王昌龄的诗学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解读其人其诗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对方外活动的广泛参与

从现存诗作看，王昌龄对于方外活动的兴趣是浓厚的。这些活动有时是对佛道人物的拜访，诗人着意描绘的，是方外环境的清幽脱俗。“筑室在人境，遂得真隐情。春尽草木变，雨来池馆清。琴书全雅道，视听已无生。闭户脱三界，白云自虚盈。”（《静法师东斋》，本文所引王昌龄诗皆据李云逸《王昌龄诗注》），哲理沉思中蕴含着令人神往的审美境界，不着纤尘，可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另一些场景中，诗人的方外之交则夹杂着宦游之感。如天宝六载（747）秋，王昌龄由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丞贬为龙标（属今湖南怀化市）尉，途经武陵（今湖南常德市）时，先后往龙兴观、开元观访道，一为“斋心问《易》”，一为“投诚依道源”，流露出对“从官役吏扰尘喧”的厌弃之感。而此地与《桃花源记》的牵连，更激发了诗人“欲访桃源入溪路”的出世之情。

研究道教外丹术是王昌龄方外活动的又一项重要内容。所谓外丹术，即用铅汞等矿物炼造供人服用的丹药，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由于统治阶层的崇信和炼丹技术本身的发展，外丹术在文士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唐代帝王大多沉迷于此，玄宗尤甚，《旧唐书》谓其“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王昌龄的朋辈也多好此道，如李白、王维、李颀等，都有与炼丹道士往还，甚至亲自服食丹药的经历。王维在赠李颀的诗中就说：“闻君饵丹砂，甚有好颜色。”这些现实因素不能不对王昌龄有所影响，故其也说：“阴火昔所伏，丹砂将尔谋。”（《出郴山口至叠石湾野人室中寄张十一》）又如《谒焦炼师》云：

中峰青苔壁，一点云生时。

岂意石堂里，得逢焦炼师。

炉香净琴案，松影闲瑶墀。

拜受长年药，翩翻西海期。

焦炼师是唐玄宗时期活动于嵩山、泰山的著名女冠，后至长安，与文人士大夫多有往还，李白、王维等皆有赠诗。“长年药”即隐指丹药。而王昌龄对道书《周易参同契》的重视，更是其留心外丹的直接证明，因为此书正是一部将《易》理与炼丹之术相融合的著作。王昌龄曾向道士询问此书中的炼丹之法：“稽首求丹经，乃出怀中方。”（《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不过，王昌龄的此类诗作，主要还是坎坷仕途中生命意识的流露，“体现了一种人生和社会理想，表现出一种依靠人的力量来改变自然、超越限制、达到所追求的目的的积极精神”（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非一般沉迷丹药者可比。

有时，这种方外活动由于参与者身份的多样化，带有了文学活动的意味。如王昌龄及其友人，经常把寺院道观当作举行诗会的场所。开元二十八年（740），王昌龄被赦，由岭南贬所返回长安；次年初夏，由洛阳南下任江宁丞。刘晏是中唐著名宰相，此时尚为小吏。王昌龄与刘晏及诸僚属在天宫寺饮茶赋诗：

良友呼我宿，月明悬天宫。

道安风尘外，洒扫青林中。

削去府县理，豁然神机空。

自从三湘还，始得今夕同。

旧居太行北，远宦沧溟东。

各有四方事，白云处处通。

（《洛阳尉刘晏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

此诗显示出饱经仕途风波后的从容心境。而从王昌龄友人的角度观察，则孟浩然有《与王昌龄宴王道士房》，同样表现了“书幌神仙箓，画屏山海图。酌霞复对此，宛似入蓬壶”的方外赋诗之乐。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与僧道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关，如与王昌龄及其友人綦毋潜等交好的僧人法慎，“以文字度人，故工于翰墨”（赞宁《唐扬州龙兴寺法慎传》），是诗僧一流的人物。

对佛道典故的娴熟运用

王昌龄对历史上的佛道人物、事迹和典籍非常熟悉，因此在创作方外主题的诗歌时，大量且娴熟地运用佛道典故来传递人生旨趣。从佛道人物看，慧远、王子晋、安期生、苏耽、嵇康等具有历史典型意义的人物，是王昌龄反复吟咏的对象。王诗涉及这些人物时，有两个特点。一是与诗歌中的地理位置相呼应，如描绘庐山，就联想到东晋在此驻锡的名僧慧远（《观江淮名胜图》《送东林廉上人归庐山》）；贬岭南途经湖南衡山时，则引用了苏耽在郴州成仙之事（《奉赠张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