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城市化进程，农民进城务工逐渐成为近几十年普遍的社会现象。“打工”一词本是粤语方言，随后流传至全国，同时也衍生出更多含义。除了受雇于人之外，打工一词通常意味着背井离乡到外地、外省工作，且多指从事比较劳累、每天工作时间比较长、收入不高、可替代性强、重复性高的体力和低级脑力工作，这种工作一般来说不属于“铁饭碗”的工作。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劳动具有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主体以及创造新生活的神圣性和意义感，相形之下，“打工”可以说重新定义了近些年国内最大范围的劳动形式，表征着时代的深刻变化。21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界围绕着题材和作者等问题对“打工文学”的定义展开了集中的讨论，以何西来、洪治纲、李敬泽为首的一派认为打工文学应该从题材的角度进行定义，既包括打工者写打工生活的文学也包括专业作家写打工生活的文学。

从中国“打工文学”的发展与现状出发，关注到打工群体的文学写作已然成为当代文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参与工人群体的文学教育，媒体关注和支持，涌现出“皮村文学小组”，发行纪录片《我们的诗篇》，出版《劳动者星辰》等文化事件。近年來，不乏学者提出用“新工人”取代“农民工”这一称谓，其主要关切是超越实用主义消极描述意味的命名，而将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重新放置在“工人”这一社会主义主体的序列中，探寻新的时代状况中新的工人主体塑造的可能性及其现实出路。

当下语境中，关注新工人群体的文学写作行为本身与评析其作品同等重要。因此，本辑所评均为新工人所创作。本辑评论作者皆为高校中文系学生，他们以敏锐的思考、细致的笔触呈现了新工人笔下的世界，剖析了新工人主体的困境和对未来的展望。

——陕庆（宁波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春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作为庞大打工者队伍中的一员，王十月的复杂经历为其“打工文学”的创作赋予了鲜明的个人色彩。自2000年第一篇小说《我是一只小小鸟》发表以来，他的作品迅速受到批评界的关注。特别是小说集《人罪》的出版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

打工者精神困境的揭示

和大部分打工文学作家一样，王十月的创作始终关注打工者的命运和生存困境。但前者更倾向于在城市—打工者的二元结构下来描述打工者的边缘处境，而王十月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这个固定化的叙事结构，将叙述的重点转向了对打工者本身的精神困境的考察。

如果说这个特点在之前零星发表的作品中并未构成一种“显性”的文本现象，那么当小说集《人罪》出版后，我们便能更直观地将他笔下的形象排列为某种“谱系”加以研究。王十月对打工者精神困境的揭示，首先体现在一系列“蒙昧”的打工者形象上。如《人罪》中，小贩陈责我为了供孩子读书，从农村来到城市。但就在儿子即将高考之际，他的三轮车被城管没收。陈责我心生怨恨，干出了惊天血案，且毫无忏悔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