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乌尔第三王朝；滚筒印章；御赐印章；王权神化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3.03.002

乌尔第三王朝（Ur III Dynasty，约前2112—前2004）是继阿卡德王朝（Akkadian Dynasty，约前2334—前2154）之后，古代两河流域的第二个统一政权，历经乌尔那穆（Ur-Nammu，约前2112—前2094年在位）、舒勒吉（Šulgi，约前2094—前2046年在位）、阿马尔辛（Amar-Suen，约前2046—前2037年在位）、舒辛（Šu-Suen，约前2037—前2028年在位）、伊比辛（Ibbi-Suen，约前2028—前2004年在位）五王共108年。1乌尔第三王朝以其庞大的官僚体系及完备的行政管理系统闻名于世，对这一时期行政管理系统的研究，则建立在对上百名主要官员档案重建的基础上，而这些官员的身份几乎都要通过其印章中的头衔来确定，可见印章研究是乌尔第三王朝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乌尔第三王朝官员使用的印章根据规格由低到高，可大致分为“简易类”（Simple Type Seal）、“简易仆从类”（Simple Servant Seal）、“王室仆从类”（Royal Servant Seal）与“御赐类”（Royal Gift Seal）4种。2其中，规格最高的御赐类印章因国王亲自授予的特殊性，获得了学界较多的关注。3

早在1925年，沙伊尔（V. Scheil）首次翻译发表了3枚带有“赐予”（in-na-ba）字样的滚筒印章，指出此类由国王授予的印章不同寻常，并尝试得出在乌尔第三王朝之后周边地区统治者效仿授予该类印章的结论。1而后，施耐德（Nikolaus Schneider）试图将此类印章纳入乌尔第三王朝印章的整体研究之中，从文本层面提出其他类型印章中的文字均是名词性结构，而唯有此类是独特的动宾结构。2由于材料所限，早期的研究主要为文本释读，直到1952年布伦（E. Van Buren）分析了此类印章的图案，并将之归入乌尔第三王朝印章的主流图案“引荐类主题”（Presentation Scene）之中，此举引起了学界对该类印章的重新审视。然而，布伦的分类方法现在看来确有可商榷之处，最为明显的就是这种分类方法没有充分考虑到此类印章描绘的人物数量、行礼姿势、手持物及背景图案等方面与主流图案的差异。31977年，弗兰克（Judith A. Franke）依據手中的22枚该类印章及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这类印章在古代两河历史中主要存在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是君主基于个人好恶赠予臣下的礼物，尝试将其命名为“王室赠礼类印章”（Royal Gift Seal）。其定义及命名得到学界普遍认同，奠定了此后研究的基本框架，但仍未跳出偏重文本分析的窠臼。尽管弗兰克注意到了“王室赠礼类印章”图案与主流图案的不同并做了归纳，但仍遵循之前布伦的分类法，仅在细节上做了补充说明。4随着新材料的不断涌现及相关研究的深入，麦尔（Rudolf. H. Mayr）与欧文（David I. Owen）于2004年在更大范围内更加细致地考察了29枚乌尔第三王朝“王室赠礼类印章”的印文、图案、持有者及使用情况。5虽然二人的研究在当时看来已经比较完备，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基本承袭自弗兰克，对一些问题的阐释并不总是令人信服，如对内容破损的印章的断代，阿马尔辛时期究竟有没有此类印章及原因等。此后至2008年，陶帕罗普娄（Christina Tsouparopoulou）在分析德莱海姆（Drehem）的出土文献时，论及了此地出土的“王室赠礼类印章”，将该类印章图案重新划归分入“觐见类主题”（Introduction Scene）之中，但这也仅仅是部分完善了传统的分类方法，未能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6总之，目前学界对这类印章的研究，存在将印文与图案割裂对待和未能将之纳入时代背景进行考察的两个主要问题。而对于这类印章的命名，将其归为“王室赠礼”似乎有所不妥，因为其虽系国王亲自赐予，但不只寄托国王的个人情感，更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与实用功能，不同于其他赠礼（如大型宫廷宴会上御赐的珍贵珠宝及金银等），因此，以“御赐印章”称之似乎更为准确，也更符合中文语境。

一、御赐印章的形制及相关历史背景

根据亚述学数据库BDTNS及CDLI统计，7目前搜集到的乌尔第三王朝不同的御赐印章及印文共34个，为可确定身份的31名政府高官或王室成员所有，存在于舒勒吉统治中期至伊比辛统治后期。由于存世的实体御赐印章极少，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只能对加盖在各类档案文献上的印痕进行研究，其中印文内容、图案主题及刻画细节无不反映着这类印章的精良做工与高规格。

已知的御赐印章印文遵循“国王名+王衔+印章持有者信息+赠予”的固定程式，分为左右两栏，每句之间用横线隔开。左边一栏为颁发印章的国王名及王衔，御赐印章区别于其他印章之处，在于王名前均加上了只属于神的定义符（dingir），据此判断这类印章可能始出现于舒勒吉在其统治的第二十一年的自我神化之后，并为王朝之后的统治者们承袭。而同样刻有王衔的王室仆从类印章，则可根据定义符的有无，判断其出现和使用于国王生前神化之前或之后。乌尔第三王朝国王的惯用头衔一般为“英雄，乌尔之王，四方之王”，分别揭示了国王个人品质、王朝起源及疆域范围，广泛用于御赐印章及王室仆从类印章中。其中“四方之王”是舒勒吉统治中期，进行自我神化后开始使用的新头衔，承袭自阿卡德王朝开君主生前神化先河的那腊姆辛（Naram-Sin，约前2254—前2218年在位），是统一两河流域的君主惯用的称谓，也是领土国家统治者所能使用的最崇高头衔，类似于中国古代“四境之主”的概念。1至伊比辛时期，国王的王衔中新增了“国家之神”（dingir kalam-ma）的称谓，通过强调国王的神性，进一步向印章持有者宣示了至高无上的王权。右边一栏为印章所有者信息，包括持有者名字及头衔，有时还会加上其父的名字及头衔，作为区分同名者的有效手段。右边一栏的高度通常低于左边一栏，这使得印章持有者的信息始于左边一栏的王衔之后，表明持有者对国王的臣服。

不同于王室仆从类印章用名词所属格揭示持有者与国王的从属关系，御赐印章的印文为动宾结构，以国王为主语，印章持有者为宾语，赠予官员的印章以“为他的仆从，赠予了”（arad2-da-ni-ir， in-na-ba）结尾。苏美尔语“arad2”本意为男性奴隶，引申为仆从，在国王的眼中，所有臣属都是他的仆从，国王有时也称自己为“神的仆从”。2而动词“赐予”的加入，表明国王在赐予官员印章的同时授予其印章所蕴含的权力。在两河流域的传统政治观念中，国王是神选派到人间的代表，王权来自于神，但生前神化后的国王将“君权神授”套用为“臣权君授”，这一点在王室仆从类印章中便有一些体现，而在御赐印章中则进行了更为直接的表达。3值得注意的是，与获得御赐印章的高官和外戚不同，持有御赐印章的王室成员多为承担宗教或行政事务的王后和妃嫔，因此印文结尾处将“仆从”换成相应称呼，如带有浓厚宗教意味的“圣女”（lukur），4或“他（国王）所喜爱者”（ki-ag2-ga2），揭示持有者所承担的职能或与国王的亲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