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清代；瘴区官员；避瘴；保命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3.03.012

烟瘴是历史上边疆民族地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有毒的气体或液体，足以致人毙命。当前学界关于烟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其一，从社会环境史角度探讨烟瘴产生的原因、种类、分布状况、变迁情况及对烟瘴地区社会的影响；1其二，从文化史角度解读瘴气，认为瘴气与瘴病是中原文化对边地的地域歧视和偏见。亦有学者探讨了“瘴”字作为环境疾病代指字的演变过程，及其时空意涵；2其三，从社会医疗史角度探讨历代对烟瘴、瘴病的认知，以及瘴病的治疗，分析瘴气（病）地域知识观的形成、传播与影响；3其四，从政治史角度探讨因烟瘴而设立的烟瘴缺，并就烟瘴缺的设立原因、选任条件、演变过程、时空演进等作出分析。4诸位学者在特定的角度对烟瘴进行分析、论证，为后人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尚有不充分、可探讨之处。烟瘴并不局限在西南，清代的福建及所属台湾，广东及所属琼州，西藏、青海、甘肃、蒙古等皆有瘴气。有瘴之区如此广袤，清廷不可能弃之不辖。若将其纳入实质统治，则瘴区官员的生存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在烟瘴区任职的官员如何有效预防烟瘴，或清廷采取何种措施帮助瘴区官员预防烟瘴，直接关系到清代的边疆治理。故本文将从瘴区官员和清廷两个视角探讨瘴区官员如何避瘴的问题。

清代建立了烟瘴缺、苗疆缺、海疆缺、极边缺等多种边缺，其中在烟瘴地区多建立烟瘴缺，如广东琼州府烟瘴缺。还有一些官缺虽地处烟瘴区，但因该地亦是烟瘴与苗疆或边境的重合之地，如云南、贵州，其边缺多被定为苗疆缺、极边缺；台湾亦有瘴区，但并未被定为烟瘴缺，而是直接被定为台湾缺。故本文所指的瘴区官缺，并非单指烟瘴缺，而是泛指所有地处烟瘴地区的流官官缺。

一、由禁到允：擅离治所以避瘴

清初，中原、西北人士赴烟瘴区任职者多染瘴致毙，生还者十仅二三，时任广西巡抚马雄镇曾称，数年间广西瘴区染瘴殉职官员达数百人。1如自康熙八年（1669）至康熙十一年（1672）间，琼州府属崖州境内有巡检四名、中军守备二名，千总、把总各一名，先后因瘴而亡。2又如自康熙六年（1667）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广西西林县共有十六任知县，其中有九任瘴故于任上，瘴故率超过56%。3众人望瘴生畏，不敢履职瘴区。为巩固瘴区统治，吸引人才入瘴区任职，清廷自康熙年间起，逐渐在瘴区确立烟瘴缺、极边缺、苗疆缺、海疆缺等特殊官缺，以体现对边疆官员的优恤。雍正时期烟瘴地区虽已逐渐确立为各类边缺，给予瘴区边缺官员俸满优升等优渥待遇，但依然无法阻挡瘴区官员染瘴而亡的噩运。以雍正年间广东琼州府属崖州、感恩、陵水、昌化各烟瘴缺为例，正杂各官“身染瘴疠而殁于其任者接踵报闻，深堪悯恻”。4

烟瘴地区的民众因世代生活于此，对如何避瘴皆掌握一定方法。如“粤人多嚼槟榔避瘴气”，5亦有“食虎可避瘴”。6个别地区的水亦可避瘴，如四川“黎溪驿北有荷花池，盛夏香来，可以避瘴”，7琼州府昌化县峻灵山内有一井，其水“可以解毒避瘴气”。8虽有方法不一的避瘴之术，但当盛夏来临时，瘴區民众亦有染瘴风险。基于此，最有效的避瘴方式之一就是瘴气盛作时，暂居他处，待瘴消时再回原地。如四川大渡河边有一避瘴山，“瘴气夏秋最多，土人移居此避之”。9原住民尚且如此，瘴区的流官亦会选择暂居他处的避瘴方法，以保全性命。

瘴区官员移居他地以避瘴由来已久，如明万历年间云南广南府知府廖铉“避瘴临安，以印付同知侬仕英子添寿”。10由明入清，瘴区官员离开治所，移居他处的避瘴方法广泛存在，如广南府因瘴多，“官斯土者皆驻扎省垣，遥领衔名而已”。11康熙年间琼州府感恩县县令“例不敢居（于感恩），皆寄琼遥治之”。1琼州府所属烟瘴州县除暂居府城外，亦会“不亲赴任所，大概侨寓省会”。2清廷收复台湾后，台湾诸罗、凤山二县县令长期寄居府城，被饬令“各归本署”，但“未几仍寄寓如故”。3雍正年间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在瘴区广设流官。瘴区流官的突然增多，使流官离开治所，移居他处的现象愈演愈烈，正如时人所言，“向来瘴乡之员，在治日少”。4

官员为避瘴擅自离开治所会引发诸多问题。如万历年间云南广南府知府廖铉避瘴移居临安，将知府印交付同知侬仕英之子添寿，添寿死后，“家奴窃印并经历司印以逃”，5引发土官群体之间的争斗。清初，在始设流官的瘴区，官员为避瘴擅自离开辖区的危害性会小些，因为“先时止有夷人，风俗浑朴，畏土官如畏神明，无所谓命盗案牍也”，6民众长期服从于当地土官，并无太多案件需由流官审理。但随着瘴区治理的深化，瘴区开发程度逐渐加大，生齿日繁，刑名案件、赋税钱粮日渐增多，非往日可比。若此时瘴区官员还擅离治所，辖区公务将难以有效推进。如广西西隆州地处烟瘴，“该牧寄寓省城，一岁中惟冬季暂驻其地”，致使“一切催征事务，又复倥偬，遂致任催罔应”。7

移居他处以避瘴，在法律上就是擅离职守。这并不被清廷所认可。如康熙时期浙江巡抚张泰交曾通令全省“各官俱有地方之责，岂可擅离职守”，如若有再犯者，“定以旷职题参”。8雍正时期则更加严厉地整治擅离职守的行径。此时期制定的吏部处分则例中就专设“虚悬城守”一节。9雍正后期亦曾强调“各省府厅州县俱有地方民社刑名钱谷之责”，凡“擅离职守，是以律例定有处分”。10乾隆帝继位伊始，时任广西布政使杨锡绂曾就广西烟瘴各缺擅离职守以避瘴一事，作出“近年恪遵功令，亦不敢擅离职守”的评语。11可见在雍正帝的严厉禁令下，广西擅离职守以避瘴的行为有所减少。但盛瘴之时不加以躲避，染瘴及瘴故的几率将大大增加，如广东雷州府某署理知府“不避风雨寒暑，涉溪陟岭，染瘴已深”；12又如雍正年间吴正一任烟瘴重地广西东兰州知州，上任伊始“会盛暑，正一不避瘴疠，经纪州事”，13终而瘴故。

瘴区官员在“保命”与“守法”之间陷入两难的境地，若想保命，就要离开治所，犯虚悬城守罪；若要守法，不离治所，则染瘴身亡的概率极高，故瘴区官员进退两难。虽然清廷严厉禁止瘴区官员擅自离开治所，但在生死关头，仍有大量瘴区官员为保全性命，在瘴气盛作时移驻他地。经过长时间的探索，瘴区官员逐渐形成“每遇瘴气盛作之时，则迁移就近瘴轻地方，权时避免”的移居他处的现象。14对于此类现象，雍正帝极其愤怒，认为官员应居于治所，不能擅离辖区。

乾隆帝继位后，广西巡抚杨超曾特地就瘴区官员迁避现象作出说明。乾隆二年（1737）抚臣杨超曾认为广西诸如庆远府属东兰州，镇安府及其所属西隆州、西林县等烟瘴地区，瘴毒恶劣，纵使各处躲避烟瘴，官员及其随带家属染瘴身亡者依然众多。杨超曾特奏请：

查外任官员各有地方之责，自不便听其擅离。但粤西避瘴之风由来已久，从前亦不闻有意外踈虞之处，而其地风土情形既系随时徙避，尚多沦亡，势难责令累岁经年中伤坐毙。似应仍旧姑予权宜，以恤边隅末吏者也。1

杨超曾的奏请说明几个问题：其一，纵使雍正帝严令瘴区官员不得移居他处，但是为避免染瘴身亡，瘴区官员私下依然迁避他处。其二，瘴毒太甚，即使迁避他处，亦难保证不染瘴毒，随时有染瘴身亡的可能。乾隆帝登基不久，杨超曾就将此实情告知，希望其可以体谅瘴区官员的难处，允许瘴区官员的迁避行为。最终，乾隆帝作出不同于雍正帝的决定，朱批“若系向例，自应姑如是”。2自此，煙瘴区官员为避免染瘴而亡，私下的迁避行为已获得了乾隆帝的默许。如乾隆年间清廷已默许了广西思恩府知府“每年七八月间，须至宾州避瘴”的行为，也因此，自乾隆十四年（1749）始，在该府其他区域瘴气盛作时，凡岁科府考，皆“令该府先赴宾州考棚，调考录取以待学臣按临”，3以图暂避瘴毒。可见乾隆帝继位后，并未在典制法规中公然将瘴区官员迁避行为合法化，但不再将其一概视为擅离职守并追究法律责任，已默许其存在的意义。在法与情之间，清廷最终选择“抑法以重情”的方式，以切实体恤瘴区官员。迁避行为的核心是预防染瘴，乾隆帝认同此行为，也标志着清廷将如何预防瘴区官员患病纳入到政策决策范围内。

二、默许盛瘴之时暂居他处与禁止委署他地

乾隆以降，清廷默许瘴区官员在盛瘴之时暂时移居他处，待瘴消或瘴弱时再返回治所的方式进一步延续，并且督抚要员参与其中的轨迹也越发明晰。乾隆初年时任广西布政使杨锡绂在给督抚的禀文中有如下之语：

至瘴疠盛行之时，或有因病而出居府治就医者，亦有因公来省者。即该员自无公事，而或酌量差遣使之得以暂避毒恶，不致捐躯陨生。盖亦仰体大人胞与为怀、矜悯属员之意，虽未便公然列之章程，而在大人洞鉴斟酌体恤，则属吏之受福多矣。4

此外，乾隆七年（1742）署两广总督庆复在奏折中亦表明，烟瘴州县官员“赴郡赴省，因公延住，以为苟且自便之图，该管上司亦不得不为姑宽之局”。5由此可知几点：其一，在盛瘴之时，瘴区官员多托故外出。即使自身无外出事由，上司为保全其性命，亦会为其临时安排差事，使其得以暂时脱离瘴区。其二，说明瘴区官员能否顺利避瘴，与督抚要员有直接关系。其三，地方高官亦明知此行为的实质为擅离职守，所以无法将其写进典章制度或法律条文，仅能通过督抚等官的酌请体恤、默许来实现。虽未有明确的法律支撑，但却得到督抚、皇帝等默许，从上至下对此皆心照不宣。如此，瘴区官员在盛瘴时暂居他处以避瘴时，就免受清廷“虚悬城守”罪名的制裁。

广西右江镇总兵驻扎百色，为瘴气肆虐之地。乾隆十一年（1746）两广总督䇿楞奏称右江镇总兵毕映三年俸满，应撤回内地候升，但其在奏折中亦有“查该处此时正值草深雾毒之际，若令俟部覆到日再行离任，尚须数月，恐有不测之虞，今先委员署事，令毕映交代清楚即回省候旨”之语。6两广总督奏请朝廷复议未到，毕映即离任回省城候旨，其实质目的就是避瘴。这也再次引起乾隆帝对瘴区官员避瘴的重视。乾隆帝质问两广总督：“更闻此等瘴甚之地，地方官率不在彼，每值瘴发之时或至省，或托故他出，果如是乎？”1乾隆帝的质问再次说明之前只是默许瘴区官员的迁避行为，并未将其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