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食事；女性自我认识；《女范捷录》；妇主中馈；食事教育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3.03.011

食事是由人们食生产和食生活的方式、过程、功能等结构组合而成，可以包括食物原料开发、食品加工制作、食物采购、食物消费以及饮食认知、饮食习俗等内容。1近十几年来，食物史研究成为热点，成果丰富。帝制时期的中国妇女在家庭烹饪中处于中心地位，有关“食物”的史学论著却很少关注女性的角色。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得到恢复发展，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有大量论著面世，但总体看来，对“食物”这一要素关注不足，对女性与“食物”之间的关系未见深入的探讨。

女性自我认识是指女性对自身特殊性的探秘，它观察到的不再是男性眼中的女性，而是女性眼中的自己，2是女性意识的表现形式。陈弱水聚焦初唐女性参政过程中所透露出的女性意识，他指出：“女性意识不只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有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根源，能够在极不利的文化、制度和生活环境中生长出来。”1 既往的明清妇女史研究已经注意到女性表达的集中出现，特别是女性更多参与诗词创作，甚至为交流写作心得而聚会、结社，有些女性还将自己的作品刊刻出版。这些诗词作品是女性自我认识的重要载体。高彦颐（Dorothy Ko）指出明末清初江南的女性诗人、塾师、艺术家、作家、读者的生活、想法和环境，凸显了“即使在儒家体系范围内，女性自我满足和拥有富有意义的生存状态的可能”。2 曼素恩（Susan Mann）曾研究盛清闺秀的文学创作，考察女性如何在既定的社会性别系统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她认为，精英女性通过写作，特别是当她们的作品被刊行、被抄录和交换时，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3另外，她通过塑造以个体之力辛劳为家的坚韧女性角色来展示清代女性的个体意识。4

本文以刘氏《女范捷录》为主要材料，讨论其中的食事叙述，审视刘氏笔下“食物”与女性的关系，以参与有关明清女性自我认识的讨论。《女范捷录》是明末重要的女教文本，与东汉班昭5 的《女诫》、唐代宋氏姐妹6 的《女论语》以及明初仁孝文皇后徐氏的《内训》一同由王相笺注编成《女四书集注》7（简称《女四书》）。关于《女范捷录》的思想内容，学界有不同看法。陈东原认为《女范捷录》保留了前人流传的思想与社会顽固的观念，贞节的宗教化与此书很有关系。8日本汉学家山崎纯一指出刘氏《女范捷录》不同于一般女教书之处在于：（1）强调女性智育教育的重要性；（2）强调忠孝一体的思想，认为男女两性都是天子国君之臣，同样要为国家效忠。9可见，山崎纯一认为《女范捷录》对女子教育提出了新的主张。罗莎莉（Li-Hsiang Lisa Rosenlee）的研究关注到妇德女教类文本与女性“内”领域的关系。她认为：“《女范捷录》展示了女性在自我认知和读写能力影响上的微小变化。”10那么，关于食物与食事，刘氏秉持何种看法？这些看法相比《女四书》中的其他“三书”是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刘氏怎样的自我认识？这些问题都将在下文中进行探讨。

一、刘氏与《女范捷录》

《女范捷录》为江宁刘氏所作，其子王相笺注。关于作者刘氏的史料记载有限，仅能从该书正文前的小传中得知刘氏“幼善属文，先严集敬公之元配也。三十而先严卒，苦节六十年，寿九十岁。南宗伯王光复，大中丞郑潜庵两先生，皆旌其门。所著有《古今女鉴》，及《女范捷录》行世”。1可见，刘氏是一位识字能文的知识女性，著有《古今女鉴》2与《女范捷录》两种女教书。她也是一位典范节妇，30岁时其夫王集敬去世，刘氏守寡60年，获得旌表，可谓才德皆备。而笺注人王相由寡母刘氏抚养长大。由《女范捷录》的首页字样获知王相字晋升，琅琊人。王相曾笺注《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蒙学读物，3他在《千家诗》笺注中的字与籍贯信息跟《女范捷录》的记载相同。但除此之外，有关王相生平事迹的史料记载非常有限。4《女范捷录》收录了古代修身立德、慈孝贞烈、忠义秉礼、智慧多才的女性事迹，由“统论篇”“后德篇”“母仪篇”“孝行篇”“贞烈篇”“忠义篇”“慈爱篇”“秉礼篇”“智慧篇”“勤俭篇”“才德篇”组成，共11篇。清代目录学家周中孚（1768—1831）认为《女范捷录》“行文纯乎骈体，所以便女子之成诵也。晋升所注，亦复浅显易晓，如刘氏者，诚不愧乎为母师矣”。5《女范捷录》文字洗练，与书名“捷录”寓意相符，通篇文句大都对仗工整，颇富文采。

《女范捷录》由王相笺注编入《女四书》一同刊刻，从未有单独著录的情况。《女范捷录》的流行版本基本与王相笺注的《女四书》版本保持一致。文献记录最早的《女四书》为明天启四年（1624）多文堂刊本，但该版本目前已不得见，仅在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中有记载。他在过目该版本《女四书》之后将其著录为《闺阁女四书集注》。6目前传世的数十种王相笺注《女四书》均为清刻本与民国印本，主要分为《女四书集注》《校订女子四书笺注》《女子四书读本》三个系统。7奎壁斋刊刻的《女四书集注》是目前传世的最早版本，为清初刻本，具体刊刻年代不详，不避康熙、乾隆名讳。书业堂本《女四书集注》为乾隆六十年（1795）刻本，是以奎壁斋本《女四书集注》为底本覆刻而成。二者版式相似、字体相同，但在内容上有所修改。清末苏州崇德书院本《校订女四书笺注》刊刻于光绪丁丑年（1877），由藏书家潘遵祁（1808—1892）重校并作序，序文后署“光绪丙子初夏吴县潘遵祁序”。崇德书院本《校订女四书笺注》为清末诸多《女四书》的祖本，清末流传最广、翻刻数量最多的《女四书》版本李光明庄《状元阁女四书》即以崇德书院版为底本。《状元阁女四书》刻于光绪六年（1880），封面为朱墨题名，善成堂、文成堂、江左书林、共赏书局等多家书肆以此为底本覆刻。受清末民初新式女学的影响，《女四书》更名为《女子四书读本》，被上海会文堂书局、鸿文书局、扫叶山房、铸记书局、广益书局等诸多书局大量刊印。另外，《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和《牖蒙丛编》也收录了《女四书》。这些《女四书》删削了王相的笺注，严格避清帝康熙、雍正名讳，因未有相关文献记载，暂无法确定其所据底本为何。8不同版本的《女四書》对《女范捷录》的辑录差别主要体现在形近字、异体字的改动以及字词顺序、语气虚词变换等，1这些改变并不影响文意。

本文对《女范捷录》的分析以清光绪六年李光明庄刻本《状元阁女四书》所辑内容为主。该种《女四书》前有“神宗皇帝御制《女诫》序”，序文刻于红靛套印龙凤图框正中。书后附有光绪丙子（1876）初潘遵祁跋。2是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收曹大家《女诫》与仁孝文皇后《内训》，下卷收宋若昭《女论语》与王节妇《女范捷录》。每一种女教书的页首，除《女范捷录》著为“男王相晋升订注”外，其他三种皆有“琅琊王相晋升笺注，莆阳郑汉濯之校梓”的字样。

二、从德到才：妇主中馈的价值

刘氏在《女范捷录》中对妇主中馈一事表达了新的看法。她将女性宴宾客的才能纳入“女才”的评价体系当中。《女范捷录》重视女子之才，比较直观地体现在其纲目中增加了“智慧篇”与“才德篇”的设置。这种论述女才的篇目并不见于另外“三书”——《女诫》《女论语》以及《内训》的体例。有关女子智识，刘氏在“智慧篇”中指出：“有智妇人，胜于男子。远大之谋，预思而可料。仓卒之变，泛应而不穷。求之闺阃之中，是亦笄帏之杰”。3 她认为有智妇人可以弥补男子的过失，而在应对某些变故之时，女子也具备男子般的过人之才。刘氏还提出才与德的辩证关系，在“才德篇”中写道：“夫德以达才，才以成德。故女子之有德者，固不必有才。而有才者，必贵乎有德。德本而才末，固理之宜然，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故经济之才，妇言犹可用，而邪僻之艺，男子亦非宜”。4 尽管刘氏并未将才德二者并重看待，她只是认为“德本而才末”，从《女范捷录》的框架设置上也能看到这一点：“智慧篇”置于第九篇，“才德篇”则置于末篇（总共十一篇）。但是刘氏已经认识到才与德能够相辅相成，不善之人并非有才所致，妇人亦可有经济之才。

在“智慧篇”中，刘氏列举二十个“保家国而助夫子”的有智妇女。其中包括周顗（269—322）之母的故事，她“因客至而当庖，能具百人之食”。5 周顗是晋朝吏部尚书，其母李氏，闺名络秀。李氏尚是在室之女的某一天，恰逢安东将军周浚（周顗之父）外出打猎遭遇大雨而投宿李家。因父亲外出而母亲生病，络秀独自与一婢一仆杀猪为馔，完成足够百人宴会的菜肴制作。食物精美丰盛，使得周浚与随行人员能够大饱口福。周浚赞其“贤女”，并因此想纳为侍妾。虽为妾室，络秀并不拒绝，反而宽慰其父：“吾家户大而世微，欺之者众。不结纳贵人，何以保家？”6这个故事梗概根据王相的笺注归纳总结，相同的故事还被冯梦龙（1574—1646）收入《智囊全集》的“闺智部”。

供酒食以宴宾客本是“妇功”的组成部分。这种说法最早见于班昭《女诫》：“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宾客，是谓妇功。”7 妇功，也作“妇工”，是妇女被要求从事的劳作，为妇女“四德”之一。《易经》与《礼记》等儒家经典对于“妇功”的记载包含了纺绩与中馈两部分。

《易经》记载：“六二，無攸遂，在中馈，贞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