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网络无时无刻不在制造着热点话题，微博、公众号、短视频背后是一双双眼睛，人们在网络时代的“看”是恣意又隐蔽、迅速而轻忽的。我们群嘲了一场有争议的线上对话，围观了一次喜剧行业的重大事件，观赏了一部年度好剧同时深陷海量剧评不能自拔，然而我们是否真的看见了，并有所思、有所悟？本次特别推荐以纸媒之“慢”，聚焦热点话题中的核心或边缘人物，慢入“热搜”之共振场，试图看见火爆的话题场域背后的一个行业、一种人生，抑或是一个时代。他们是——因为与北大女生对谈而火遍中国的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自认脱口秀演出行业边缘行者的演员刘旸，豆瓣收官9.4分、跻身近十年最好国产剧之列的《漫长的季节》的文学策划，同时也是“铁西三剑客”之一的作家班宇。在轰隆隆的话题大时代里慢下来，去看见而不是做看客，去凝望而不是陷入他者凝视，这是文学教会我们的阅读世界的方式。

当时，上野千鹤子和我们都不知道，几个月后她和中国女性的一场对话将在中文互联网引起轩然大波。我们依然谈起了“女权主义为什么不能让我幸福”的话题。

上野千鹤子和中国

和很多人经历的一样，上野千鹤子也准时出现在了我的电脑屏幕上。熟悉的红色头发和黑色上衣，以及上野千鶴子式的轻快声音。

这是2022年的年末。镜头之外看不到的地方，上野告诉我，她经历了一场骨折，自己成功加入了高龄者的“压迫性骨折跌倒组”，此刻她的腰间正围着一个腰部保护器具。74岁，上野马上就要步入日本社会的后期高龄者的阶段，她将享受全新的介护保险制度（日本一项以社会保险的方式支持高龄者介护的公共保险制度），感受这个阶段自我和社会的变化。

接受完《人物》的访问之后，她又要马不停蹄地加入下一场学术讨论。那是一场关于女性士兵的讨论，参与者从20多岁的女大学生到作为学术前辈的上野千鹤子，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年龄差。她们讨论的是一道有些复杂的议题，对上野来说也有些为难，女性和战争应该是什么关系，女性如果能像男性一样去战场打仗，是不是就能实现“平等”？

具体的生命经验和锐利的观念讨论交织在她的生活当中，并且一贯如此。

第一次接触到上野千鹤子时，我正坐在北京五环外的一辆出租车上。我26岁，读到她在东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迎头而来的一句是“你们应该都是抱着努力就有回报的信念来到这里的。可是，等待你们的是即使努力也得不到公平回报的社会”。那是2019年，俄乌战争还没有发生，离新冠在全球暴发还有不到一年时间，我周围的环境在激烈地、直线式地向前发展。虽然努力没有回报的故事每天都在我的眼前上演，把这个残酷现实用如此直白的话语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我在车上深深吸了一口气。

上野的演讲也受到了一些批判，有东大的学生对上野说：“在那样发表祝辞的场合阐述自己的思想，我是有点反感的。”但这场演讲的影响力我想还是掀起了深刻又长久的波纹，至少当在挤早高峰的某个瞬间，在内心受到挫折的某个瞬间，心里会回响起那句，“请你们不要逞强，勇敢承认自己的弱点，互相支撑着活下去。”

她在日本念出的句子，在今天精准回应了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的焦虑。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她引入了“无偿劳动”的概念，揭穿关于家事劳动的一些女性神话；在《厌女》中，她选择用“厌女”这个冒犯的词，形容女性从古至今呼吸过的空气；2022年，上野千鹤子与铃木凉美的书信对话集《始于极限》被翻译成中文，书中两人袒露心扉，谈及自我与男性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与母亲的关系，将那些仍纠葛不清甚至有些羞耻的自我展现给对方与读者。

上野的书在中国成为了畅销书，就像30多年前在日本一样。在经历了高速的经济成长和社会变迁后，中国女性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但这自由也伴随着代价。女性被看见、被赞美，但也被要求、被定义。两套脚本并存在女性的生活之中，女人可以去向何处的疑问弥散在日常中。

也是基于此，近两年上野接受了很多中国媒体的采访，她也在这些采访中感受着今天中国社会的空气。她认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拜金主义、成功渴望、旁若无人的上升希望、不加掩饰的欲望，如影随形，呼啸而来，日本也有过这样的时候。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天真轻浮的幸福感飘浮在空中，每个人都在跳迪斯科，“男女都很开心，我也是跳着迪斯科来东京的”，上野对我说。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人们的现实里都充满了向上走的“理想”，后来人们才知道向上走的理想会结束，远方不再存在。

1985年，日本颁布《男女机会均等法》，也在同一年通过了《劳动者派遣事业法》，越来越多的女性离开家庭开始工作，女性有了收入，不用依靠别人就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洋洋洒洒走进消费社会。

她成长在一个高速向上发展的日本社会，人生就乘在发展的浪上。在《男女机会均等法》出台的3年前，她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性感女孩大研究》，这一年她34岁。书的封面是一个穿着连体紧身衣的女孩在做倒立。这本书以一种通俗的口吻解析戈夫曼的“符号论”——消费世界里充满欲望的广告、女人半张的嘴唇、诱惑的眼神、曲线的身体，社会要求女性表演出来的女性气质，以及男性想要表演的男性气质。男女身上的”社会性外衣”被上野千鹤子用笔剥掉。

她上电视节目，写专栏，烫不同的发型，穿时髦的衣服，也写黄段子，被男性杂志和男性知识分子频繁邀请写评论。那时候，女权主义与商业主义一起在日本被推广开来，书上只要打上“女权主义”的标签就约等于“畅销”。后现代思想成为潮流，学术像时尚一样被消费。

泡沫经济破灭后，她说自己是泡沫经济的共犯。“那是什么意思？”我问。“那时候的消费文化，我顺势乘上去了。我把它作为研究对象，还觉得那很有趣，和它同床共枕。在时代中活着就是这么一回事吧。”上野说道。

1988年，上野千鹤子第一次到中国。当时日本的女权主义者正在争取脱掉裙子，脱掉高跟鞋，摆脱女性气质的规训。而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上海街头的女性脱掉了千篇一律的灰蓝衣衫，想要穿上高跟鞋和迷你裙。日本的家庭主妇正想走出家庭。“历史真是一个讽刺的东西”，上野千鹤子当时想：“想穿高跟鞋的女性会认同我们吗？”

历史蜿蜒发展。后来中国经历了高速发展的几十年，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破灭。《男女机会均等法》颁布时，女性被分割成了赞成与反对的对立两端，十几年后上野千鹤子等人一起回顾这部法律为日本带来了什么，才发现法律出台的1985年，可以被称为“日本女性贫困元年”。上野还目睹了柏林墙倒塌，东德和西德在阵痛中融合变动，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东西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

而到了2020年，年龄相差了近40岁的上野千鹤子和铃木凉美开始对话，两位女性面临的不同时代和境遇，似乎共同存在于过去几十年里加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人们是如此渴望从她身上得到答案。

作为弱者有什么不好？

我第一次见到上野千鹤子本人是在2022年深秋。在听完东京大学演讲的不久之后，我来到东京学习。东京近郊的日野市，有一场她的讲座，主題是“可以一个人在家死吗？”

日野市在昭和年代被开发为东京的卫星城市，被称为“睡城”。在日本的经济高速成长期，上班族们白天到东京上班，晚上回到日野睡觉。这样的生活方式持续多年，促成了一个华丽又不断更新的东京。而当上班族成为高龄者之后，要如何在“睡城”继续度过，是日野市的新课题。

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升高，“孤独死”成为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一个注脚。这是日本正在面对的，可能也是中国将要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