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关于“世界文学”的重新探讨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一股热潮。中国学者郝岚指出，“全球范围内对‘世界文学理论’的讨论主要出现了三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弗兰科·莫莱蒂（Franco Moretti）、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一起被称作世界文学理论的‘圣三一体’学者群（a“Holy Trinity”of scholars）。他们的研究普遍带有跨学科特征，特别是与系统论关系密切”①。这些学者的研究所构成的“新世界文学理论”，代表了一种新型学术研究范式的产生。此种范式不再局限于单一、本质的概念性描述，而指向了多种关系网络的聚合过程②，以及“世界文学”在新的不同现实语境下呈现的具体样态，因而凸显了多元化的问题意识转向。

然而，相较于国际比较文学界对“世界文学”如火如荼的讨论，这一议题在当前中国语境下的回应却稍显冷清。究其原因，一是从理论源头来看，“世界文学理论”的提出者大都还是以西方学者为主，其研究也主要指向西方文学自身内部，因而“世界文学”仍受到传统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困扰；二是从中国自身的“世界文学”研究观念来看，正如潘正文认为，中国“世界文学”研究发展源头呈现出“逆向发展”的特征，也即从“民族救亡”的问题出发引进国外文学作品，实际偏离了文学研究的本体③。然而，新世纪的“世界文学”研究范式却从根本上打破了“民族”与“世界”之间的二元论认识思维，并且由于受到20世纪末比较文学中“翻译转向”的冲击，21世纪初的“世界文学理论”显现出混杂性、跨界性和多元性特征。因此正如曹顺庆等学者所言，中国学界在为民族文学正名的同时“则反讽性地远离了世界文学的初衷”④。

凡此种种，都显现出新世纪的“世界文学理论”作为一种发轫于西方的研究范式，其在融入非西方世界的文学语境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姚达兑教授的新著《世界文学理论导论》（简称《导论》）⑤，正是为了回应这一状况而作。《导论》聚焦于近二十年来关于“世界文学”的各种讨论，深入辨析了“世界文学理论”产生与发展的流变过程。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导论》结合了作者本人在新的理论范式下获得的大量研究成果，力求对“世界文学理论”在中国语境下延伸出的具体问题作出回应与反思。

《导论》共有八章。第一、二章首先对以歌德“一个事件”为开端的传统“世界文学”理论及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和解释，进而借助对达姆罗什理论的阐释引出其后“世界文学”研究中的“翻譯转向”问题。中间三章聚焦于“诺贝尔文学奖”“东方主义”“汉学主义”“世界诗歌”等标志性事件，从翻译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与诗学操控影响等方面深入剖析“世界文学”体系的建构过程。最后三章则以莫莱蒂的“远读”诗学理论为核心，一方面展望数字人文时代“世界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借助其研究的路径方法对“歌德与世界文学”一案进行重新阐发。在对“世界文学理论”的引介过程中，姚达兑始终坚持从其与中国文学主体性之间的对话关系角度切入，既有对“世界文学理论”观照下的新研究范式的整体性把握，又有一种鞭辟入里的本土化语境的理论反思。下文择其要者进行综合评介。

首先，《导论》在对人文主义价值基础的回归上阐明了“世界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转型问题。根据达姆罗什（另一中译名丹穆若什）对于“世界文学”的三种界定——“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以及“一种阅读模式”⑥——可以看出，“世界文学”借助对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异性观照而形成了自身的关系性主体。《导论》指出，“翻译”所指向的不再仅仅是对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之间语言功能差异性的表层辨析与追溯，而是将之视为与译者或译文相关的文化改写活动，进而发掘出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种种权力关系”（第46-47页）。这一关键转折标识着传统“世界文学”理论中的二元认识论框架走向瓦解，作为现象学主体的文本翻译研究被推向了当代“世界文学”研究的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