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和他的“深圳写作”
作者 贺江
发表于 2023年8月

站在莲花山顶,无论游客还是本地人,一般都会做两件事。一是瞻仰邓小平铜像。铜像下面常有市民放置的鲜花,以纪念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这座城市的巨大贡献。二是看看深圳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的起点是莲花山,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深圳音乐厅、深圳书城、深圳图书馆、深圳市政府(市民中心),等等。天气好的时候,目光可以越过会展中心的上空,看到深圳河对岸落马洲的侧影,那里有连绵的群山,还有鸟的天堂——米铺自然保护区。当看得有些疲惫时,你会收回目光,然后,被一个巨大的“双曲面”屋顶吸引,这个巨大的屋顶如大鹏展翅,扶摇直上。长达480米的屋顶下,是三组建筑组成的巨大综合体,这里既是深圳的行政中心,也是市民中心。邓一光的小说《离市民中心二百米》正是写了这里,本文也将从这里开始谈起。

据《深圳市民中心及市民广场设计》一书记载,“双曲面”大屋顶既象征着展翅腾飞的深圳,又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大屋顶能提供更长的接触面,以更好地服务群众。“双曲面”大屋顶是深圳现代化成就的图腾,巨大的建筑坐落在深圳中轴线上,如同高速运转的引擎,牵引着整座城市加速奔跑。邓一光具有诗人的敏锐性,他看到大屋顶这一巨大的空间体所蕴含的现代性冲突,通过《离市民中心二百米》来探测深圳人的心理空间及身份危机。

安洁和朱建设是一对恋人,他们将家搬到离市民中心两百米远的某小区,他们还去市民广场寻找深圳的“南北中轴线”。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深圳人。在安洁和朱建设看来,要成为“真正”的深圳人,首要条件是要住在关内,要离市中心近一些。安洁告诉朱建设,“关内才是高贵的深圳”①。这里的“关内”是指深圳经济特区,包括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和盐田区。“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春天的故事》歌词里的这个“圈”特指“关内”,而“关外”指深圳经济特区以外的市辖区,包括宝安区、龙岗区、坪山区、光明区、大鹏新区。从“关外”进入“关内”需经过“二线关”检查站。

“二线关”是中国海关系统中绝无仅有的一条管理线,也是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历史见证。1982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划定的深圳经济特区界限上设立一道特区管理线,这条管理线东起大鹏湾畔背仔角,西至珠江口姑婆角码头,全长84.6公里,沿线路面用花岗岩石板铺成,路北侧用高达3米的铁丝网隔离。“二线关”于1985年建成并通过国家验收后正式启用,全线设置背仔角、盐田、沙湾等6个联检站、29个耕作口、163个岗楼和165个涵洞。1994年至2003年间,相继又增添了同乐、梅林、溪冲、蛇口4个分站。之所以将这条特区管理线叫“二线”是区别于“一线”——深圳和香港之间的边境线。2018年1月,国务院同意广东省提交的《关于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的请示》,存在36年的“二线关”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深圳许多作家写过以“二线关”为主题的作品,较为知名的有盛可以的《北妹》、吴君的《亲爱的深圳》、戴斌的《深南大道》,作品中的女主角或因没有证件被抓去樟木头,或因办理边防证被骗。邓一光也有多篇小说以“二线关”为主题,表现关内关外两个不同生存空间之下的“身份之思”,比如《台风停在关外》《出梅林关》,小说标题里的“梅林关”是“二线关”的一个重要联检站。

《离市民中心二百米》写于2011年1月10日。就在几个月前,国务院批准深圳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深圳全市,深圳经济特区的面积从之前“关内”的395.8平方公里,扩大至1952.8平方公里。“二线关”分割深圳特区内外的职能成为历史,而且早自2008年1月1日始,从“关外”进入“关内”已不再查验边防证,但“二线关”的16个关口依然保留,到2018年才被拆除。安洁毕业后来深圳打拼,为了资助朱建设去国外读博,她节省开支,住在关外。“在深圳,住在关内的属骆驼,属羊和毛驴的只能住在关外。他回国之前他们在关外有个小窝,更多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时候,那是她清冷的羊圈。”②安洁想要融入深圳这座城市,想要通过住在离市中心两百米的地方来宣告“深圳人”身份。当她和朱建设找到城市的中轴线时,他们觉得梦想成真了,还去市民中心公众礼仪大厅预约婚庆服务,但他们的计划突然遇到了“意外”。

给安洁和朱建设带来“意外”的是一名广场保洁员,负责清理市民中心广场的卫生,他在小说中没有名字。他来深圳工作七年,最近三年一直在中心广场工作。安洁和朱建设寻找城市中轴线时,不小心弄脏了花坛和地面,认识了这位保洁员。为表示歉意,安洁多次去广场帮他干活,甚至邀请他来参加婚礼。一次闲聊中,安洁得知保洁员并未去过旁边的行政服务大厅,她很是诧异,她认为在市民中心工作的保洁员,至少得走进过这座拥有“世界最大的屋顶”③的大厅。而且,深圳市民中心还是国内第一个主动开放中轴线空间的市政府办公楼,当安洁咨询婚礼举办地是否和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在同一地方时,衣着整洁的公务员给出肯定的答案。“您可以像政府新闻发言人一样当新娘,您的亲友可以在一千七百平米的大厅中随意打滚,如果您是深圳市民,您的亲友也愿意的话,这是你们的权力。”④安洁的深圳人身份在此刻得到确认,但保洁员给了她“致命的一击”,她突然发现她的“信仰”在坍塌——并不是说离市中心的距离越近,就越能确保自己的深圳人身份,物理空间的远近和身份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保洁员还告诉安洁:“我只知道,我不是深圳人,从来不是,一直不是。”⑤这刺破了安洁的天真幻想。邓一光的深刻之处,不仅仅是揭示了深圳人的身份和所在的物理空间没有必然关系,而且还将衡量深圳人的标准从物理世界转移到心理世界。换句话说,邓一光试图丈量深圳人的幸福空间。

《离市民中心二百米》有两处非常耐人寻味的情节设置,第一处是“临时性”或“变动性”,有点像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⑥。小说的情节设置充满着“过渡”和“偶然”,这是邓一光现代性写作的生动体现。比如安洁和朱建设在离市民中心两百米的地方租房子,房子里只有一张床垫,还没有来得及布置,这表现了拥抱新生活的迫切愿望,但也意味着“临时性”和“拼凑感”;安洁向朱建设表达在市民中心办婚礼的想法,并没有提前征求他的意见;安洁突然辞掉工作,也没有和他商量。

本文刊登于《南方文坛》202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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