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论王跃文的《家山》
作者 龙永干
发表于 2023年8月

虽然王跃文以官场叙事闻名于世,但乡土书写也一直是他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时期的未刊之作《山娘娘》①,1996年的《雾失故园》《冬日美丽》,1997年的《也算爱情》,2007年的《我的堂兄》,2008年的《桂爷》《乡村典故》,2012年的《漫水》,2015年的《蕨草青青》……无不寄托着他对乡土世界的深情审思和诗性念想。《家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的出版,可说让王跃文至深至浓的乡土情结和家园之念获得了全面的释放,也让他以故乡溆浦为原型写出了一部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

如何表现乡土的时代蜕变,一直是新文学积极探索的重要内容。从《暴风骤雨》《艳阳天》等以政治路线为纲的表现,到《古船》《浮躁》等将社会矛盾和家族冲突交织而进的书写,再到《白鹿原》《有生》等将家族矛盾和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处置……无不表明人们对乡土蜕变观照的日渐深入和全面。整体来看,《家山》的创作路向与《白鹿原》相近。它再现了重大社会政治事变,也写出了乡土家族的矛盾冲突,更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应有的审视和反思。但与《白鹿原》将政治斗争视为将乡村推向“鏊子”境遇的他者力量不同,《家山》对时代政治的书写要朴素自然得多,也从容沉静得多。《家山》中,政治斗争虽然不是文本表现的主体,但它依然是作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里,王跃文用朴素自然的笔触,还原了乡土生活中近百年的政治风云。辛亥革命、农民运动、国共合作、大革命失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改革开放……它们给沙湾带来了时代潮汐,也让先前超常稳定的乡村生活生发了蜕变。但乡土中的政治并不剑拔弩张,也不险象环生,而是含混在乡土生活中,融汇在村民日常处。在蒙昧颟顸中,扬高、修根等加入了国民党;在革命队伍的感染下,伍开运等村民加入了红军;在革命信念的引领下,齐峰、劭夫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朦胧的民族意识中五疤子、修碧等成为抗日队伍的一员;还有更多的村民出自善恶的直觉加入了齐天界人民解放自卫队……时代政治的变化,让乡村社会关系变得复杂了许多,也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土生活带来了新的变数。赋从租出造成的波澜,抽丁纳税产生的纷争,国共斗争引发的矛盾……无不积累着时代进步的力量,但这一切都在乡土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中朴素演进,不夸张,无渲染,自然而然,但又不失前进的必然。沙湾也在劭夫、齐峰、克文等代表历史发展必然方向的新生力量的引领下,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当然,在当下语境中表现政治的正确是实现社会安宁人民安康的政治保障,显得有些“卑之无甚高论”,但这是新时代文学“求真”初心书写的必然,“在最理想的美学体系中,要求为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服务的倾向,被看作是艺术的神圣职责”②。但《家山》绝不图解观念也不简化生活,它对时代蜕变的表现始终是立足于乡土的是非原则和民间的善恶逻辑。正如孟悦所说:“政治力量最初不过是民间伦理的一个功能。民间伦理逻辑乃是政治主体合法化的基础,批准者和权威……”③也正在这个层面,《家山》对乡土蜕变的观照和审视也进入了更为深厚、广袤和久远的乡村文化和民间伦理的无意识层面。

“乡村自有乡村的伦理尺度,也自有乡村的是非标准。”④中国乡土社会中聚族而居的村落,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基层单元。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它以宗族血缘为基础,强调长幼有序、仁爱为本、道义为则、和谐为贵,建构起独特的伦理规范和价值秩序。但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在现代/传统、进步/反动的二元对立意识中,乡土文化往往被视为封建礼教的渊薮和社会发展的魔障。《家山》开篇时沙湾和舒家坪两村间的野蛮械斗,桃香的强制女儿月桂裹小脚……似乎在继续五四以来的启蒙叙事,但随着故事的展开,作品却还原出极具原初意味的乡土生活图景。在这里,原先社会政治学视野中的地主/农民、族长/族属的雇佣——被雇佣、统治——被统治的关系不复存在,彼此之间也没有紧张的阶级矛盾,也没有尖锐的贫富冲突。佑德公、逸公等人,不是残酷阴险的邪恶势力,也不是顽冥不化的朽旧代表,他们和长工有喜、家旺、伍海、伍开运、翠银等之间,和扬高、齐岳等之间,不是简单的主佃和主雇关系,更不是敌对的地主和农民关系,而是长辈和小辈、家人与族人、乡亭叔侄和邻里伴当的关系。他们不会欺凌孤门细族,更不会压迫贫苦之人。曾做过前清知县的逸公将房子转给贫穷的达公,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富足的佑德公收养孤儿有喜,救济缺米少粮的族人,开释被捆绑的望达;修根虽然家境殷实,但勤俭节约谨小慎微无丝毫凶恶面孔……与此同时,《家山》的世界也并非简单的官/民、反动政府/革命人民紧张对立的世界,乡民们对于政治的变化不仅不敏感,而且迟滞迷糊。农民扬高、修根在鼓噪的时潮中懵懂地加入了國民党;人们面对赋从租出虽有怀疑,但也大体照章办事;面对抓丁征兵等迫压虽有不满,也是隐忍接受;抗战胜利时,激动的人们更是自发向政府贡献劳军粮……这是底层社会敦厚心性的表现,也是他们对于民族国家“忠”的真实行状,更是沙湾这一讲究“老规款”的村庄的必然情态。再有,就《家山》中的家庭关系看,虽然也有着如五疤子和齐树之间的矛盾,但代际之间整体上可谓父慈子孝情感深厚;兄弟之间虽然有着人生道路的不同,但却彼此惺惺相惜携手共进;夫妻间虽不免出现罅隙与不和,但总能长相厮守相濡以沫……

可以说,《家山》中的沙湾村多少带有陶渊明笔下桃源世界的印痕,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⑤的典范村落。在这里,人们遵循着各种“老规款”,讲究的是“做人要讲仁义”“做人有样子”“做人要硬棒”“好好做事做人,莫负天地良心”……正是这样一种仁义为本良知为上的价值秩序和精神纽带,让沙湾人彼此声气相通心理相与。在兴教办学、筹建水库等公益事业上,他们同心同德;在洪水泛滥家园毁坏时,他们彼此扶助;在抗日救国、捐粮慰军等民族大义上,他们当仁不让。他们虽然深受儒家仁义精神的泽润,坚守着乡村的伦理原则和价值秩序,但他们并未被愚化和奴化,而是始终保存着“终刚强兮不可凌”的独立精神和抗争意志。在反动政府不顾民生强征强派、残害百姓等残酷暴行面前,他们会揭竿而起血性凛然。

本文刊登于《南方文坛》202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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