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2年1月起，何平教授在《小说评论》主持、开设《重勘现象级文本》专栏，迄今（截至2023年第2期）已延续7期、刊文20篇。在何平的界定中，文学性之外，“现象级文本”更为“重视文本和读者，文本和文学生活，文本和更广阔社会生活等相关联的历史感和整体性”，考量指标是文本所关联的“公共议题、或读者参与、或审美哗变的公共性和社会性等”，用接受方的情况来表达可能最直接，“现象级文本应该是被国民广泛传阅，在相当大的读者群引起反响，成为文学的公共事件的那部分文学作品”①。不妨将“现象级文本”置于一组家族相似的概念网络中进行辨析。

首先，“现象级文本”与“经典性文本”“文学史文本”的关系。“文学史上多的是现象级文本经受住时间的汰洗和考验，转化为经典性文本的例子，但绝大多数现象级文本可能只在它刚刚出现的时代发生意义和产生影响。”②比如，“即便读者不熟悉陈奂生形象寄生的‘当时’，陈奂生依然是可读的、有文学魅力的。而乔光朴和陆文婷则很难剥离‘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个母本”，时代翻篇过后，当年引发巨大社会影响的《乔厂长上任记》《人到中年》可能会让今天的读者感到隔膜，这样的作品就隐退到了文学史深处，“翻开任何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占有最大份额的只是活在某一个局限的时代的文学史经典”③。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周期有短长，甚或延宕、后发（如王小波），如果生命力持续不断（如路遥《平凡的世界》），这类“现象级文本”就可能成为“经典性文本”；如果生命力随着时间推移而消逝，这类“现象级文本”就可能退出日常阅读、隐居在文学史角落里而成为“文学史文本”。

其次，“现象级文本”与文学的“经典状态”“一般状态”的关系④。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极富创见地提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命题，我们以前的思想史，基本上是一部“精英思想史”，叙述、罗列的是少数思想天才的成果。葛著举例，一提及宋代思想史或哲学史，往往就是如下一条线索：从周敦颐到邵雍、二程、朱熹，前后加上张栻、吕祖谦，左右加上陈亮、陆九渊，这条脉络似乎天经地义……但问题是：思想精英的思考，往往是“突出”于历史背景之上、与常设轨道“脱节”、与平均水准“背离”的；可是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地提供给并作用于普通人去应对宇宙、社会与人生的那些知识与思想，并不全在精英和经典中。也就是说，少数思想天才的思想、过去思想史著作一再大书特书且加以编排谱系的思想，未必与普遍知识水准、一般思想状况相关（其地位确认往往出于“回溯性的追认”）。反过来，有些并不占有突出地位的人或著作却有可能真的在思想史上深深地留下过印迹。总之，“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⑤。有此关怀的实践者早着先鞭，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文学中呈现的我国国民思想之研究》关注的就“并非学者的学说，而是综合地叙述了每个时代的现实生活里鲜活的人生观、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或恋爱观等”⑥。思想史中不应该忽略“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好比文学史中不应该忽略“近乎平均值的文学理解”。我们每常说19世纪40年代是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的时代，可是据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中提示：现在留存下来一些当时书店里的畅销书榜和最受欢迎的作家名单，前引那些光辉灿烂的名字没有一个在榜单上，而榜单上实际出现的作家，今天我们全都不认识，而当年他们的读者，可“不只是堕落的穷人，那些‘出身良好的人’也有此嗜好，至少是在乘火车旅行途中”⑦。这些作家尽管进入不了一般文学史，但是如果想要把握当时人们对于文学的想象与理解，其实离不开这些现在看起来“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文学史往往成为英雄排座次的聚义厅，“鲁郭茅巴老曹”建构起文学的“经典状态”；而“现象级文本”向大众读者和社会公共生活倾斜，引入了文学的“日常、一般状态”。鲁迅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及其经典地位无可挑剔，而阿Q作为人物符号也早已下沉到大众日常语用，所以《阿Q正传》无疑是“现象级文本”。这是最为理想的情况，“现象级文本”成为文学“经典状态”和“一般状态”的交集。

重勘“现象级文本”不只是内部研究，更需要还原文本诞生、流通过程中诸种合力的复杂关系网络，考察“现象级文本”周边的遴选因素。栏目各篇刊文显然对此有所会心，读来较为印象深刻的遴选因素比如“文化氛围”，文本自然不是置身于真空之中，2023年第1期栏目别出心裁地将《高山下的花环》与金庸武侠小说并置，二者之所以能迅速成为各自时代阅读接受中的爆款，重要原因即在于它们“内蕴的英雄主义气质同读者对象心理诉求之间的紧密呼应，而英雄气质的背后则是公众群体关乎公平、正义、自由等命题的叩问与探寻”⑧。彼时对英雄主义的诉求，击穿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壁垒，所以在“现象级文本”的版图内不存在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经典状态”和“一般状态”的区隔与门槛。“现象级文本”自然离不开有效的市场推广。在关于《一个人的战争》《国画》的研究按语中，何平敏锐地提醒注意书商、民营出版和市场经济的密切联系，“研究‘二渠道’发行、盗版、书商和民营出版等与现象级文本，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议题”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