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华夏文明哲学思想的源头，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认知自然、开展人文实践的理论根基。《周易》的哲学体系对中国和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认为，在过去两千多年来，《周易》和《圣经》一样，是世界文化典籍中阅读最多和评论最多的译本①。《周易》对于中国思想如此重要，其传播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发展史②。

《周易》是经传一体的系统，经指《易经》，传指《易传》。西周初至东周春秋前期是《易经》从成书到逐渐遗忘其本义的阶段。春秋后期开始，逐渐形成对《易经》哲学化阐释的《易传》。至汉代，经传一体共同经典化形成“易学”③。相较于“五经”中其余四部典籍，《周易》文本的高度简约决定了阐释、翻译的高难和多歧，此外《周易》版本问题和经传体系使其俄译更具特殊性。然而《周易》依旧是最早被俄罗斯汉学界研究的儒学典籍之一，其在俄罗斯的翻译和传播史，实质上是中国传统自然哲学系统在俄落地生根，成长嬗变的进程。

一

18世纪初，中俄两国政治经济交往日渐频繁，双方文化交流不可避免。18世纪30年代，德国语言学家、史学家拜耶尔（Gottlieb SiegfriedBayer）首次将《周易》的相关信息传入俄罗斯。拜耶尔不通俄语，作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首位研究汉学的院士，他于1730年出版了拉丁语两卷本《中文博览》（Museum Sinicum），首卷中包含介绍《易经》相关内容的部分。他论述了《易经》作为儒学典籍的地位，以及其公认的起源年代④。书中在描绘阴阳两仪、四象、八卦时出现了些许偏差，尤其是先天八卦图出现了上下颠倒。拜耶尔援引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以及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理论，对八卦中涉及的二进制算术进行了简要评述。受限于篇幅和拉丁语受众，拜耶尔对《易经》的节译与研究更多是引介性的，其读者群体主要为学者和教士，但仍旧为《周易》在俄传播铺下基石。

同时代的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列昂季耶夫（А.Л. Леонтьев）是18世纪推动俄国汉学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所编译的《大清会典》俄译本于1782年出版。在该书中，列昂季耶夫著有《中国典籍〈易经〉中的阴阳作用》一章，对《易经》片段进行了翻译，并配有解释性图片和相关论述⑤。列昂季耶夫在法国神甫尼古拉·博多（Nicolas Baudeau）的建议下，并未参照已有的拉丁语译名，开创性地用俄语阐释《易经》之书名，将“易”直译为容易、方便，将“经”意译为基本原理，进而将《易经》书名阐释为“方便的基本原理”。

列昂季耶夫在译文中再现了朱熹《周易本义》一书的开篇，将河图的白珠十字等命理占卜图案置于正文之前，以神秘学因素吸引潜在读者群体。列昂季耶夫受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 Francoise Foucquet）、郭中傅（Jean-Alexis de Gollet）、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三人的观点影响颇深，将《易经》视为中国的《圣经》，在二者间寻求相似性，还将伏羲与同历史年代的赛特⑥相提并论⑦。与此同时，他在论述过程当中承认，“只能尽自己所能翻译，作为发端，而书中更多的图形和术语，则无法翻译”⑧。列昂季耶夫翻译《易经》片段并介绍其辩证思想，是《周易》在俄羅斯翻译的起始。尽管当今对其翻译质量有不同评价，不妨碍其具有里程碑意义。拜耶尔与列昂季耶夫在18世纪对《周易》的研究和翻译限于《易经》，或有借助《易传》，但鲜有涉及《易传》之翻译。

18世纪百年可视作《周易》在俄罗斯翻译传播的萌芽时期。此后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周易》在俄的译介未见显著成果。

二

时至19世纪末，俄罗斯汉学家中第一位科学院院士王西里（В.П. Васильев）在其巨著《中国文学史纲要》（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中论述中国文学史源头时，对《周易》进行了关联性的文献学评述。王西里对中国易学宣称的《周易》成书年代持怀疑态度⑨，他认为“中国人在开始写字的时候还不大会连词成句。然而，由于这种语言为卦书所特有，而这也正是《易经》的用途所在，所以，现在这种有关《易经》为儒家所知的时间要晚于其他文献的观点，让我们对该书中曾经可信的文字也疑窦丛生”⑩。此外，王西里认为《易传》中相当一部分言过其实的注疏和增补，在遣词用字上并非出自儒家，更像道家文献，至少也是儒家之外人士的手笔11。王西里一生翻译了诸多儒学典籍和佛经，对儒家思想有较为全面的整体认知，他对《周易》的研究以俄罗斯及欧洲汉学为立足点，受中国传统易学的影响较少，阐释了易学研究的俄国观点。

20世纪初，俄罗斯汉学界出现了一个杰出的名字：舒茨基（Ю.К. Щуцкий）。舒茨基是俄罗斯汉学史上首位系统性翻译研究《易经》的学者。他师从著名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В.М. Алексеев），早期研究唐代诗歌作品。舒茨基的中国哲学、古诗词和古汉语研究常常会溯源至《周易》，或需要引用《周易》的文本，致使他做出研究《周易》的决定。在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支持下，舒茨基以史学和文献学角度为切入点，深刻剖析了《易经》的文本内容及其结构特点，花费八年时间，于1935年完成了题为《中国典籍〈易经〉——语文学研究及翻译经验》的博士论文，并全文翻译了《易经》。值得关注的是，舒茨基还另辟蹊径，从神话学角度对《易经》进行命理学阐释，对其中包含的儒学传统、道教和佛教思想进行了详细注疏。舒茨基认为，《周易》的文本极有可能起源于古代占卜活动，后来才成为哲学思辨的土壤，因为这个晦涩且神秘的古老文本呈现了各类宽泛的创造性哲学思想12。

舒茨基对《周易》的翻译和研究超出了俄罗斯易学原有的框架。他没有走通过“传”研究“经”的传统路径，而选择关注《易经》本身。因此，他得以在有限的篇幅中为后世研究者解决《周易》研究的若干关键问题。舒茨基对《易经》翻译研究著述由两部分以及附录构成。第一部分为俄罗斯易学研究史，作者概述了《易经》在欧洲（包括俄罗斯部分）的传播和研究史，并耗费相当笔墨介绍了远东地区的非注解性翻译研究。第二部分是研究本体，舒茨基论述了《易经》文本结构完整性，肯定了其内容构思、逻辑严密性、语言技巧，进而对《易经》文本的可靠性做出肯定论断。他试述了《易经》全文各部分的编年顺序协调性问题，然后研究中国各注解学派对《易经》的解读，最后论述了《易经》对中国儒学传统、道教和佛教思想的影响。附录是舒茨基对《易经》的全文翻译，他按照六十四卦的顺序，借鉴中国和日本各注解学派的诠释，翻译了卦爻辞，配有详细的译者注、编者注和参考文献。

阿列克谢耶夫对舒茨基的翻译和研究给出了极高评价，也指出缺憾之处。他认为舒茨基并未阐明《周易》中是否有某种体系存在。根据阿列克谢耶夫的观点，卦象与卦辞之间，卦象间的语义结构联系中都应当存在一种体系13。由此，师徒二人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了潜在研究领域及其路标。

遗憾的是，由于社会政治原因，舒茨基于1937年离世，博士论文书稿被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雪藏，至1960年才以精简版《中国典籍〈易经〉》面世。该书一经问世即震动欧洲与俄罗斯汉学界。批评家儒兵（В.А. Рибин）写道：“毫不夸张地说，舒茨基的该本著作可被称为极高意义上的文化功绩与成就。”14贝科夫（Ф.С. Быков）指出，在舒茨基之前，欧洲尚无任何人尝试去解决这一极为复杂的工作15。该书于1979年被译至英语，在欧美陆续出版，为西方学者所广泛认可。全本直至1993年才在俄罗斯出版。

舒茨基对《易经》的翻译研究为俄罗斯易学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杰出贡献，有力推动了《周易》在俄罗斯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