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中，有关现实生活的作品，绝大多数都聚焦于某些重要的现实问题。譬如梁鸿的“梁庄系列”、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对于农民和农村的关注，罗伟章的《凉山叙事》、李约热的《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对于乡村脱贫问题的书写，王小妮的《上课记》、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对于高等教育的探讨，伊险峰和杨樱的《张医生与王医生》对于社会阶层变迁的记录，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对于西南联大理想主义精神的当下追寻等，都是从具象化的日常生活图景出发，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中一些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并体现出一种宏大叙事微观化表达的叙事策略。

在这些现实题材的非虚构写作中，李兰妮的作品可谓别具一格。从《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以下简称《旷野无人》）、《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以下简称《我因思爱成病》）到《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以下简称《野地灵光》）等，她始终聚焦于抑郁症等精神病领域，以令人敬畏的执着和顽强，通过自身的病患体验，对于各类精神病患者及其疗治问题、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持续性、多维度的关注。这些作品都是从普通的个体病患者出发，对现代社会生存环境、公共卫生体系、现代家庭关系、疾病伦理等复杂现实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展示了作家对现代人的精神疾病与现实问题的双重思考。

一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生活方式不断变更的时代，受制于城市化、物质化和阶层化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多的人陷入精神焦虑，继而引发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各种精神疾病。从李兰妮在《野地灵光》中所引用的数据来看，“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居首位。精神卫生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①。但是，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制约，这种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并没有得到全社会应有的重视。中国更不例外。事实上，“中国重症精神病患者有一千六百万人，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的人口。这是二〇一二年的官方数据”②。面对这个庞大的病患人群，无论是医疗资源、治疗方法，还是病理认知、社会关怀，都远远不够，并由此导致他们成为一个边缘、脆弱而又神秘的群体。

李兰妮的智慧和勇气在于，她以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我疗救，在深淵般的体验中，开始对这种精神疾病进行艰难的揭秘。在《旷野无人》中，李兰妮呈现了82篇认知日记，以亲历性的体验，详细记录了自己患病时的内在感受和精神状况。每当抑郁症发作时，她要么蜷缩在衣柜里，孤立无援，浑身瑟瑟发抖；要么站在阳台上，渴望纵身一跃，完成生命最后的飞翔；绝望难受时，她用针筒抽自己的鲜血，无法遏止各种自残行为；各种噩梦或消极性的梦境，侵袭着她的睡眠，使她每每醒来都浑身无力。这种疾病的折磨，使她无数次体会到“活着比死了更痛苦”。同时，她又灵活地融入大量与认知日记有关的随笔、链接、补白，对自己的疾病进行各种辨析，从家庭、成长、社会、历史等方面，不断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探寻自己的发病缘由，以及有关抑郁症书籍的摘录等。可以说，“认知日记”部分，表明她是一个抑郁症患者；“随笔”部分，意味着她是一位作家；“链接”部分，表明她似乎是一个读者，呈现了自己的大量病历、化验单，以及自己觉得有助于治疗的相关书籍之片段；“补白”部分，展示的是作为思辨者，理性地看待如何拯救自我。从文体上看，这部作品无疑是比较零乱、碎片化的，除时间顺序之外，很难找到叙事内在的逻辑关联。但也正是这种看似无序的碎片，真实地呈现了一个抑郁症患者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中艰难抗争的景象。头脑清醒且身体良好的状态如此之少，更多的时候，她都处于各种难以预判的崩溃之中。所幸的是，她控制住了自己，并从深渊般的泥淖里逐渐走向洒满阳光的旷野。从发病时在“认知日记”里的苦苦挣扎，到“随笔”中的人生回忆和自我剖析，再到“链接”里那些病历、书籍的事实呈现，李兰妮以自身隐秘而又复杂的泣血体验，既聚焦于个人，又延伸到社会，尤其是母亲因为家庭成分填写的错误所导致的一生坎坷，不仅对母亲自己的精神人格构成了巨大障碍，而且直接影响了李兰妮的抑郁症。

在《我因思爱成病》中，李兰妮继续讲述自己与抑郁症的艰难抗争，并从“宠物疗法”中寻找治疗经验，验证治疗效果，以唤起疗救的注意。在作者的笔下，小狗周乐乐既是自己的宠物，又是自己的医生。他们之间，同样经历了种种误会、对抗、敌视，甚至因爱成伤，但最终心心相印，甚至相濡以沫。尤为令人动容的是，在讲述自己与医生周乐乐的相处过程中，李兰妮毫不留情地将批判的矛头对准自己，剖析了人的自私和狭隘，坦示了人性的偏执和幽暗，呈现了小狗乐乐在饱受各种委屈之后依然对主人有着无限之爱。在作家看来，这种爱的救赎，不仅是治疗人之精神抑郁的关键所在，更是人对于万物众生的应持态度。特别是当乐乐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拯救自己疾病的一叶扁舟，李兰妮又不断陷入失去的恐惧之中。她“天天担惊受怕，一会儿怕被人偷去炖狗肉煲，一会儿怕他被人打死”③。这种内心深处的隐恐，折射了小狗周乐乐作为“医生”对于一个抑郁症患者的存在意义，也诠释了爱之于生命的疗救价值。

如果说《旷野无人》《我因思爱成病》主要立足于作家个人的精神疾病，向人们真实地呈现抑郁症患者的精神状态、病痛感受、治疗方法、自救手段以及内心的所思所想，并以作者应有的知识能力，对这种疾病产生的家庭和社会原因进行了一定的探讨，那么《野地灵光》则开始全面围绕抑郁症等精神病患者的群体，聚焦于家庭环境、学习环境、工作关系、公共医疗等社会问题，进行了更复杂的社会化呈现与思考。为了进入真实的现场，揭示精神病患者的真实状态，李兰妮选择了广州和北京这两座中国一线城市的两所精神病专科医院，以病人的身份住进医院，对不同病人进行了独特的观察，颇有些现场报道的意味。由此我们看到，从忧郁症到精神分裂症、强迫症、酒精依赖症、躁狂症等诸多精神疾病，也日益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在那里，有患严重强迫症的朱莉娅、重度抑郁症的吉他哥、酒精依赖症的官叔，还有患厌学症的小蘑菇、进食障碍的娃娃、精神分裂的小澳洲，等等。作家不仅将目光聚焦这些精神病人的日常生活状态，还罗列了大量的专业数据和资料，表明精神疾病远不只是个人问题，而是不可忽视的家庭问题、社会问题。譬如，当叙述忽宝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生活状态时，李兰妮又叙述了疲于给女儿收拾残局的忽妈糟糕的精神状态，揭示了病患者给整个家庭带来的巨大压力。在剖析豆姨的个案时，作者采集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3年调研报告的数据，指出“中国现有百分之四十（约七千四百万）的老年人有程度较高的抑郁症状”④。在书写小迷糊的生活时，李兰妮同样触及了儿童精神障碍这一庞大群体及其可能的困境。几乎每一个精神病个案背后，都会引出一类庞大的精神疾病群体。因此，受精神疾病影响的不只精神病人自己，还包括病人家属、照护者、医护人员等与精神病人、精神病院密切相关的人群，“受影响的人，少说有四亿”⑤。可以说，当李兰妮向人们呈现这些精神病个案及其背后庞大的精神疾病人群时，她的用意，绝不仅仅是对个体病痛的关注，而是向整个社会发出了急迫的吁求。

李兰妮之所以如此执着地将目光聚焦于精神疾病，不只是因为自己是一个患者，一个与抑郁症进行了漫长抗争的特殊角色，更重要的是，她深知精神疾病的发展态势与社会关注度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错位。“我们不清楚忧郁症盛行的程度，因为很少听到真相，而真相之所以很少被谈论，部分原因正是我们不清楚忧郁症有多盛行。”⑥基于这一认识，李兰妮摆出大量专业数据和资料，强有力地证明了精神病问题，其实是个人、家庭和社会急需共同面对的重要病症。然而，事实却难如人意，能够得到相应的、及时的诊治的病人极少。包括病人在内的社会群体，对精神疾病的认知程度偏低，精神疾病似乎成了某种文化的隐喻。在《野地灵光》中，李兰妮开篇就申明自己不是疯子，却要住精神病院。它表明了一个非常重要却极为荒谬的现实观念，即人们通常将精神病人统统视为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