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下简称《五十年》）是胡适于1922年为纪念上海《申报》创办五十周年所创作的一部文学史著作。在这本书中，胡适以其独特的文学视野记录了从1872年至1922年五十年间旧文学向新文学过渡的历史，通过讲述古文的末路、白话的发展以及文学革命的兴起，建构了“进化论”的文学史观。这部著作在1923年发表之后，因其对旧文学斩钉截铁的批判和鄙弃、对新文学坚定不移的摇旗呐喊，即时得到大批新文学支持者的推崇和赞赏，只有一些保守党人士，如胡先骕等，对《五十年》进行了批评。他们大多是指出自己认为胡适在《五十年》中所写的一些与实际情况有出入的地方，如桐城派的影响力和文学成就等，用以证明胡适文学史观的漏洞，就此书形成了一些对位的对话。

而在《五十年》发表十年之后的1932年，又出现了另一部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史著作，即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下简称《源流》）。这部书是周作人在1932年应沈兼士之邀，在辅仁大学八次讲课的讲稿。周作人在此书中论述了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中国文学的变迁、桐城古文、清代八股文以及文学革命，进而阐发了个人“循环论”的文学史观，架构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发表后也随即在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随之而生的争论。

我们在读过这两部著作之后不难发现，虽然周作人的《源流》与胡适的《五十年》创作时间相差数年，且彼此在行文之间并没有针对性的交互和对垒，没有直接的交锋和对话，但我们却总是可以就一个问题找到双方能够形成对话的主张，不知不觉之间其实已经形成了错位的对话。这种错位对话与对位对话有着很大的差异，讨论的双方虽然是就相似的问题进行自己的阐发，看似上是一种交流，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沟通，双方自说自话，没有达成思想上的共识或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承认，也没有得到正常对话的情况下应有的由双方思想的碰撞而迸發的学术成果，广大读者从这场对话中得到的依然是二人各自的结论。

《五十年》和《源流》所形成的错位对话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典型的话语事件，其不仅仅涉及胡适与周作人两位大家，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回应和反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学术“语义场”。当然，大多数学者的回应仍然具有明显的错位的特征，依旧是这场错位对话的延续。

如果想要真正读懂这场错位对话，我们首先必须要搞清楚对话的内容。我将这场错位对话的聚焦的问题划分为四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循环反复还是不断进化——文学史观的相争，这是这场错位对话的核心问题。

《五十年》中，胡适从晚清的四类古文讲起，分别介绍了严复和林纾等人的翻译文章、谭嗣同和梁启超一派的议论文章、章炳麟的述学文章和章士钊一派的政论文章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些古文的文法与雅致，但用更多的笔墨表现了古文在“应用”用途上的失败，宣布了他们在古文内部寻求变革的运动的破产，将古文定义为了不能与人交涉的“死文学”、“半死文学”。接着，他把笔锋转至白话文的发展，他认为两千多年来民间的白话文学才是压不住的“活文学”。胡适将白话文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从白话的第一阶段——汉、魏、六朝的“乐府”开始，到中、晚唐的白话诗和禅宗的白话散文、五代和两宋的白话词、金元的白话小曲和白话杂剧，直至明清的白话小说，白话文学始终在民间扎根、发展且不断进步。1916年文学革命以后，白话更是以不可抵挡之势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甚至学校在之中，国语也取代了文言成为官方教材，“活文字”已经大获胜利，文言终将走向死亡。书中胡适叙述的白话在两千年里的发展，以及白话必将战胜文言的观点，正是他“进化文学史观”的最好体现。

而在《源流》中，周作人的观点则与胡适大不相同。第一讲中，周作人先是介绍了一些文学的基本问题，比如文学的定义、文学的范围、文学的起源和用处等，接着自然而然地引出了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