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开始，在成都举办的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成为举世关注的舞台。来自全球113个国家和地区的6500余名大学生运动员，在涵盖18个大项、269个小项的赛场上以梦为马，挥洒汗水，展开激烈的竞技比拼。

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派出了来自全国25个省市区、百余所高校的411名大学生运动员参赛。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首次参加世界大运会，其中不乏张雨霏、邹敬园等奥运冠军，以及刚刚在游泳世锦赛上夺取4金并打破世界纪录的覃海洋。

参加大运会的中国大学生运动员们，除了完成参赛任务，夺取锦标，还要展现新时代中国大学生精神风貌以及大学生体育事业的发展成就，并以体育为媒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

在新中国成立前，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的发祥和发展之地就在大学，学校是现代竞技体育名副其实的“摇篮”。在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大地上的大学生体育事业发展虽然栉风沐雨，但始终踔厉前行。

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体教分离”措施曾使我国在一定时间内几乎全由专业运动员参加大运会。而随着“体教融合”思潮的回归并持续倡导，大运会的“小奥运”概念逐渐淡化，追求竞技成绩不再被视为参加大运会的全部，大运会真正回归到大学生。

教育、人文、学习和体育训练的同步发展更为全社会所重视，这深刻影响着国人的观念、政策的变化和中国大学生体育事业发展的未来趋势。

早期的运动员，都是大学生

由于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大多源自西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将大部分运动项目、器材、教学方法和比赛方式带到了中国。后经过传播，竞技体育主要以学校体育的形式在中国发展。当时，各个运动项目的优秀选手、教练，基本上都是在校学生和青年教师。

例如1895年，天津青年会第一任总干事来会理从天津下船，从国外带来了篮球运动，天津青年会东马路会所后于1914年设置了中国第一个室内篮球场，篮球先从教会学校开始流行，此后在天津各大学校“蔚然成风”。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篮球之父”董守义就在天津南开学校担任体育老师。痴迷于篮球的董守义负责训练篮球队，调教出了唐宝堃、李国琛、刘建常、王锡良、魏蓬云“五虎将”。以“五虎将”为班底的南开校队在一系列比赛中相继击败了上海沪江大学、美国海军球队、菲律宾圣提托马斯大学，声名威震远东。

董守义撰写出中国第一部篮球专著《最新篮球术》，后于1947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认为，体育竞赛的目的不能只将眼光放在成绩和纪录的产生，也不能只着眼于技术，而是广大师生通过参与体育，投入体育，感受体育所带来的良好氛围，从体育运动中获得身心健康，通过体育竞赛的形式获得美感和精神。

中国第一位正式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刘长春，正是1932年刚从东北大学体育系毕业，参加了当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刘长春的教练，时任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的宋君复曾赴美留学学习物理，后于篮球发源地春田学院体育系就读，回国后历任上海沪江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体育系主任、教授等职。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首任院长、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教学改革）主席毛振明曾表示：“当时的运动员，其实都是大学学生，他们既代表着国家最高的竞技水平，又都是合格的大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学校体育事业。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提出“新体育”，此时的大学体育主要任务是普及和激发全体学生的体育兴趣。1950年代初，我国大学体育政策主要是针对学生体质健康以及个人卫生，国家倡导大学普及体育运动，强调增进健康和养成良好生活习惯。1954年，原国家体委颁行了《关于在中等以上学校中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联合指示》，为开展大学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成为当时学校体育发展的主导思路。

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家调整了体育和教育的管理机制，使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分工运行。“其中，竞技体育部分，包括运动员的训练、选拔，以及竞技体育比赛的组织和管理工作，由国家体委和地方各级体委来负责。体育系统主要依托各地的各级体校、体育院校，负责培养竞技体育人才。而普通高校的竞技体育发展，并未纳入国家行政计划之内，且逐步脱离了国家的竞技体育体系。”

因此，相当长时间，大学体育的工作重心停留在倡导体育在校园中普及的阶段。

20世纪70年代，中国逐步回归国际体坛。1975年，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成立成为一大标志事件。同年，中国大体协就加入了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比中国回归国际奥委会大家庭早了4年。1977年，中国大体协第一次成立代表团参加了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也比中国出战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早了7年。

已经故去的原大体协副主席王钢曾对媒体回忆：“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从成立之初开始，依然还是由当时的国家体委负责进行管理工作。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体协的国内事务，如国内大学生赛事的举办等，开始从国家体委移交至国家教委，但国际事务，如组队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移交工作却推后了近二十年。”

这在当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70年代末，中国体育界刚回归国际体坛，各项目的国家队运动员缺少国际比赛经验，而有“小奥运”之称的大运会是难得的比赛机会。

1977年大运会，前中国女排“五连冠”时期的功勋队长孙晋芳22岁，是南京体育学院选手。孙晋芳曾回忆：“当时，国家队外出参赛机会很少，大运会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世界综合性运动会。我们以前从来没有与那么多国家的运动队相遇过，尤其古巴队，那时她们是女子排坛的‘梦之队’，我们仰视已久，终于大运会提供机会，我们与她们面对面交流了。”

中国女排在1977年大运会上夺得银牌，排球界普遍将其视作中国女排“五连冠”辉煌的起点。

“当时大运会在中国体育界确实有‘小奥运’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