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毕飞宇见面之前，他发来信息，说自己可能会让人失望，因为关于这本书，他似乎有点聊不起来。

他所说的“这本书”，名字叫《欢迎来到人间》，是他最新的长篇小说，23万字的篇幅，讲述了一个肾移植科医生傅睿的精神崩塌与朝向癫疯的狂奔疾驰。这本书耗费了毕飞宇15年的时间，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前所未有，此前他最漫长的一次书写，不过才三年零七个月。

“写这个作品，我可以说几乎没有平静过，不停地在迷失，不停地在寻找，不停地在推倒，不停地在重建。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噩梦。”回首那些煎熬在字句里的日日夜夜，毕飞宇的表情弥漫着挣扎和痛苦，眼睑紧锁双目，眉心用力地拧成一团：“我唯一的庆幸就是我把它写完了。”

他不是没有动过放弃的念头，动过十几次了，反复地感觉到根本没有可能完成这个故事。甚至他想到了一种最坏的结果，自己也许会被这个作品拖死——不是修辞性质的枯竭，也不是文学生命的凋逝，而是真正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消亡。

以往写完一部长篇之后，毕飞宇通常要给自己放个长假，起码休息一年，平复体能和大脑的疲惫，同时做好下一个创作的准备。但这回，他在完稿的转天就把自己扔进了新作品里，因为他必须转移全部的注意力，避免自己再去回味那些仍旧清晰而灼热的思路或者情绪：“我想对自己说，不仅从生活形态上跟它告别，内心的记忆和感受全部跟它告别了。我一切都不想再提它了，它是一个噩梦，我醒了，过去了。”

“把噩梦做完以后，我觉得人生重新开始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失控

从职业写作的第一个字落笔，毕飞宇还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次创作夭折过，这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事情。所以当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而萌发了新的灵感时，并不会意识到这将是一个糟糕的开始。更何况上一次从新闻结束的地方所诞生的作品是《青衣》——当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的中篇榜首。

“一开始就是想写一个完全在医院里面的小说。”为了确保可能涉及到的医学信息足够准确，毕飞宇还踌躇满志地去了医院学习，穿着无菌服进到手术室，像一个学生般认真记下医生讲授的每一句话，“光是每天做笔记，就花了多少时间。”

“户部大街正南正北，米歇尔大道正东正西，它们的交汇点在千里马广场……”小说终于从一个城市的十字路口拉开了娓娓道来的序幕，语言从容清雅，是毕飞宇轻车熟路、信手拈来的风格。从路口的广场到雕塑，再到周边建筑，视角在一圈巡视后停在了一栋宝塔结构的大楼上，那里是第一医院，故事真正上演的舞台。

起笔顺利，一切似乎按部就班。有序行进的同时，毕飞宇也写了几个散文和短篇，出了本回忆少年往事的集子，以及一部对话录。另一边，娄烨正在做《推拿》的电影，经常打来电话沟通，一来二去差不多又聊出了一个长篇对话。

2015年清明过后，毕飞宇还去了趟上海，跟《收获》主编程永新等几个朋友吃了顿饭。喝到欢快时，程永新拿过一张餐巾纸，写了几个字：“我答应新长篇给程永新”。毕飞宇接过来，挥笔签上“I promise”，然后署了名字和日期。酒劲上头，落款的“Shang Hai”被他寫成了“Xiang Hai”。

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医院里的故事却开始失控了。“写了30万字，还看不到结尾在哪，我意识到作品出问题了。”毕飞宇说。

这是一个令人懊恼的发现。每天吃完早饭，毕飞宇就端着咖啡坐到了电脑前，斟酌许久敲下几句话，然后又一句一句删掉，再敲，再删，等到晚上关机，发现自己一个字都没有写。“这个状态持续一个月，持续两个月，持续三个月，你就开始想放弃了。”

困滞的同时，是沮丧。“你首先怀疑自己的写作能力一下子丧失了。”他回想起了当初写《青衣》的时候，自己35岁，看完一本《京剧知识一百问》随即动笔，文字像春天的麦子一样疯长，也想起了写《平原》的时候，自己38岁，一口气33万字（发表时删掉了8万字），村子里每一棵树的位置都记得清清楚楚，丝毫不会错乱。而眼下，自己50岁了，想象力和记忆力都在不可挽留地退化。“我现在有个本子，要把人物关系记下来，之前从来不需要，几十万字的东西，还能记不住吗？”

“不要写你想写的小说，要写你能写的小说。”1987年从扬州师范学院毕业后，毕飞宇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当老师，这几年他接受南京大学的邀请，重新回到了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