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 ica ） 的主编魏思齐（ZbigniewWesolowski）邀请我为德国汉学家魏汉茂（Har tmut Wal ravens）的新著《儒莲与谢林·冯·坎施达特、克拉普罗特、恩德利歇尔、加贝伦茨及亚历山大·冯·洪堡有关中国的学术通信》（Stanislas Jul ien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über China mit Schilling von Canstadt， Klaproth，Endlicher， Gabelentz， und A. von Humboldt， Norderstedt： Books on Demand， 2021.P.110，以下引用仅注明页码）写一篇书评。这本书只有一百多页，但由于所有的书信都是用法文写的，尽管有魏汉茂的德文翻译，但对于不精通法文的我来说，读起来依然有些费劲。我用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来翻译、做笔记。在着手写书评之前，不知不觉已经做了十多万字的札记。这些书信大部分是儒莲写的，其中也有一些是其他学者寄给他的，所讨论的内容大都是东方学和汉学的问题，展现了一个生动、立体的儒莲形象。在阅读这本书的同时，我也一再查阅其他的文献，试图对这位备受争议的汉学家予以更恰当的评价。

一

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汉学界乃至东方学界，儒莲都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他有关中国文学、汉语语法、中—印佛教乃至中国工艺的翻译和研究，在当时的法国及整个欧洲，都可谓超群绝伦。尽管其他汉学家也在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地进行研究、翻译与著述，但在儒莲看来，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做重复且极其平庸的工作。他对这些“成就”丝毫没有发自内心的尊重，有的只是鄙夷，这些从他对包括自己的老师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的谴责和批评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儒莲留给我们的大量译文和研究著作，借此很难对儒莲本人做客观的评价。不论是在法兰西学院还是在东方语言学院，儒莲都担任过汉学教授，有关他的教学工作，他在书信中自我标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学生，但当时的“圈内人”—同行们—对他的评价并非如此！

漢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在一八九四年的《通报》上撰文，对一八九一至一八九四年的欧洲汉学研究做了一个综述，在回溯到儒莲时，他写道：

儒莲不大容易为年轻人所接受，并且对于他杰出的导师，也没有留下任何深情厚谊的回忆。他当然是一位大学者，但他性格上的缺陷—我甚至认为他身上有某种天生的嫉妒心—对汉学造成了伤害，即便他曾在中国研究上投下过巨大光辉也很难予以弥补。此外，他忘恩负义，这并非是因为他重译了雷慕沙已经出版的书籍，而是因为他指责自己恩师的所谓不当行为，比如剽窃了马若瑟（Prémare）《中国语言札记》的部分内容。鲍狄埃（Pauthier）是一个比儒莲差得远的汉学家，但鲍狄埃却比他的对手儒莲更有骑士风度，他为他们共同的老师报了仇。儒莲，这位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在从事了四十年的教学工作之后，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根本没有做好准备的学生，他们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人数上，都无法与那些在中国本土接受教育的新生代法国汉学家抗衡。作为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甚至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份委托给他保管的这些宝藏的目录：他制作的一份平庸的中文书籍清单似乎只是为了防止其他人承担同样的任务。……儒莲的著作是伟大的，却只属于他个人：可以说，其代表作主要是他的《汉文指南》（Syntaxenouvelle ）和《慈恩传》（Pélerinsbouddhistes ）译本；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然而，尽管这些著作为作者本人以及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但儒莲绝不是一个好老师：他不把自己的学生看成接班人，反而把他们视作对手，而一个好老师培养学生的目的是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在儒莲那里永远不会培养出大学者来。（Henri Cordier， Les ÉtudesChinoises （1801—1894）， in： T’oungPao ， Vol. VI. （1895）， pp. 116-118）

在这里，考狄尽管承认儒莲的汉学成就，但基本上否定了他的为人。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副馆长和汉学教授，儒莲根本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在这些方面他是完全不称职的。除了考狄外，历史学家瓦隆（Henr i Wal lon）、巴黎外方来华传教士童文献（Paul Huber tPerny）、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 l le）都曾对儒莲那狂妄、霸道、固执己见、好强争胜，并且极有攻击性等性格特点予以批判。

二

曾协助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的改良派著名思想家、报人王韬与儒莲有过交往，他对这位法国汉学家的翻译、研究以及人品也有过评价。王韬论儒莲的文献目前能见到的有两种：其一是一八六八年他写给儒莲的一封长信；其二是在一八七三年二月十四日儒莲去世后，他特别为这位“通中西之学”的“硕儒名彦”撰写的《法国儒莲传》。王韬于一八六七年底前往欧洲游历，帮助理雅各进行翻译工作，他在一八七0年初回国途中，在巴黎拜访了儒莲。王韬在儒莲去世后写的《法国儒莲传》中，对这位法国汉学家有一番完全不同于法国学者的评价：

先生诱掖奖劝，亹亹不倦，其训诲有序，指授有方，因材授学，各有专科，从不躐等而进。凡经先生诲示者，率成名而去。先生既造就人材，乐育后进，为国家储才待用，而又谦得自持，虚怀能受，人有一材一技之长者，必为揄扬恐后，誉之弗容口，爱贤下士，有可知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