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导演万玛才旦于二0二三年五月八日凌晨逝世。白睿文曾在二0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厦门百花金鸡奖期间对他进行过一次访谈。经整理删节，特在此刊发，以为纪念。

——编者按

白：您是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贵德县长大的，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背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文学和艺术？

万：海南藏族自治州有六个县，是一个民族很杂的地区。像我的那个村是以藏族人为主─百分之九十都是藏族人，它的生产方式是半农半牧。山上有草原，山下有农田，就在黄河边上。我的家庭里其实没有什么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像国家干部或老师，我父母都不是。我爷爷是个佛教徒，他会很多经文，因此小时候我帮他抄经，这对我影响比较大。我跟大部分的普通藏族家庭的孩子一样，小时候听各种民间故事，然后就长大了，长大后就开始上学。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记忆里还没有这种宗教信仰自由，一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恢复宗教信仰自由，那个时候大家就会公开做一些法事。我爷爷也是，他会借一些藏文的经文来念。那个时候找书特别难，尤其经文。藏语的经文都是木刻，都特别难找到。就算有一位学者要学习的话，连拿到一本词典都很难。

有一个词典叫《格西曲扎》，它是一个格西（编按：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学位总名称叫“格西”，意为善知识）作的，这个词典是学习的一个必要的工具。那个时候有一本词典可以换一只牦牛的说法。我爷爷他自己不会写，为了得到经文，可能会请人为他抄一遍。比如说三百多页的经文，像《宗喀巴大师传》，很厚也没有办法复印，原版也买不到的，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抄写。但他不会写字，所以就求别人帮他写。他手工艺也特别好，木匠啊，裁缝啊，他都会。所以他会帮别人做其他的事情，然后用这些来换经文。我自己上学之后，一开始也没有什么藏文课，是后来才开始学的藏文。记得初中我一个月回家一次，爷爷都会要我抄很多的经文，所以当时就很头疼！（笑）但现在想当时抄的过程，我觉得也很好。它让我接触和吸收了很多的东西，包括让我背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很长的祈祷文，比如说一些仪轨的东西，那个时候可能还完全不懂文字的意思，你只是死记硬背，像《塔洛》里面的主人公一样。他把《为人民服务》背下来，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些都呈现在《塔洛》里面。

白：小时候在那种环境里大概是以藏语为主的，您什么时候开始学汉语？

万：一上学就开始学汉语，因为课本都是汉语。从第一个课文《我爱北京天安门》开始，课本（全国）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完全没有学习普通话的机会，因为连老师说的都是汉语方言，就是那边的青海方言，别人也听不懂。有时候我的朋友来北京，需要汇报一下，但因为他们讲的都是青海的普通话，别人根本听不懂，还需要人翻译！（笑）

白：能写小说又能拍电影的导演特别少。您觉得您的文学基础和训练如何丰富了您的电影创作？

万：其实就是都喜欢嘛。对文学，就是很天然的那种喜欢，不是别人强迫你学，也不是父母要求你选这样一个专业，是很自然地流露。小时候看露天电影，就被这个电影吸引，觉得它是充满魔力的，甚至分不清真实。比如说，那时看战争片比较多，革命题材的，就会把那个当作很真的事情，也不知道这是演员在演。这个人可能在这个电影里面死了，又在另一个电影里面出现，就会觉得很神奇。小时候对电影充满了这种幻想。像大学一样，那时大学都很难上，你想去学电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一直有这样的观影经历，尤其是这种大银幕的观影经历，这种热情、这种向往、这种爱好就一直持续了下去。初中阶段有很多露天电影院，那个时候电影还可以，尤其印度电影比较多，每周都会去看。我们那个学校在一个乡上，周围也会放很多的电影。有一段时间我统计过自己看过的电影，大概有三百部吧。后来在学中国电影史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熟悉，里面提到的很多电影，我都很熟悉。但是外国电影那个时候很多都不太知道，没有机会接触。我和很多其他在藏区长大的孩子不一样的是，我们在黄河边上，那边在建一个水电站，当时就来了一个国家水利局的勘测队，他们有几百人，也有自己的礼堂，几乎就改变了这个村庄。我是在那里看到了一些外国电影，像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比如《摩登时代》里面的机器呀，卓别林的表演方式呀，包括里面很荒誕的情节，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在无形中影响了我。

后来上了大学，又做了四年的公务员，然后又考了硕士研究生，读文学翻译。快毕业的时候，第三年要写毕业论文，这个时候我获得了一个机会，到电影学院学习。我先选的也是文学系，因为那个时候发表了一些小说，在叙事上有了一些经验。电影也是叙事的艺术，我觉得能帮得上忙，所以就选了文学系，学习编剧。但是当时只有一个编导班，就去了这个编导班。那个时候每个学期都要有一个实践，所以就开始拍短片。相对而言，我自己成为一个导演比较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