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在城市中漂泊无根的外来打工者来说，城市只是一幅由小世界组成的画，他们像马赛克瓷片一样彼此接触却无法渗透。他们带着城市生活之外的历史和文化记忆进入城市，在身体上完成了从乡土到城市的“脱嵌”，他们想要拥抱新世界，却在庞杂的城市中难以寻求“再嵌”；而旧世界里的故乡，却与自己又越来越疏离、模糊。

这是严飞的新著《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以下简称《悬浮》）一开头的话，显示本书的主题是对外来打工者或者说“农民工”之都市生存状态，特别是其双重“脱嵌”的“悬浮”状态的描述分析。在本书正文的结尾，作者又说：“对于社会学的田野工作来说，我们应该明确作为‘说故事的人’的职责，警惕理论和技术介入所带来的破坏，变换理论投射的角度，制造更多空间，让不可见的事实真相变为可见；在不可理解的背后，不断挖掘理解的可能性；不必苛责去穷尽现实的真实，而是反思现实背后被遮蔽隐藏的结构性意义；不必带着用光去拯救暗夜的态度进入田野，恰恰相反，正是暗夜本身凸显了生命和光的存在。”这显示了本书的另一个关切，即对于社会学者观察、叙述、理解生活的方法、视角、姿态的关切，具体到本书，就是社会学者如何以“附近”为视角来看到和看懂外来务工者的都市生存。通过本书，作者表达了彼此交织的双重关切：一是对于作为中国社会实质性问题的外来务工者之都市生存问题的关切；一是对于作为社会学方法问题的“附近视角”的探究。而如果仔细体味和思考的话，可以发现，在本书所关切的这两个问题上，都存在和表现出“现代性”和“中国性”的双重性。

一

关于城市外来打工者也即农民工的研究，几十年来已消耗了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无数的笔墨。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的力作，但更多的则往往给人以“精致而平庸”之感。精致，是因为它们对于方法的说明、数据的处理乃至图表的展示等都做得非常漂亮；平庸，是因为它们并没有给出真正有新意、有见识的洞察，甚至看不到真正深切的问题关怀，没有刺激人、启迪人、打动人的力量，它们的方法、数据、图表只不过是装饰打扮常识俗见的一种修辞。但《悬浮》给人的感觉不同，它的文字绝对具有打动人的力量。而这种打动人的力量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作者对他的研究对象作为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之命运的深深关切。作者是社会学者，但在本书中，他没有采取社会学研究更为常见的量化研究或韦伯所倡导的“类型化”方法，而是采用了历史学的个体化方法。在作为本书“尾声”的与人类学者项飙的对话中，作者明确说，在这本书中，他想尝试在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下，对每一个人物的故事进行深描，抓住他们生命中微末的细节，为每一个被访对象建立起一个立体、鲜明的形象。“我喜欢描绘具象的人，不喜欢抽象的人……”在这种“描绘具象的人”的自觉追求下，《悬浮》详细地描写刻画了八个外来打工者的一系列小故事，从家政阿姨到装修师傅，从菜市场的菜贩到小区保安，从房屋中介到劳动力市场中介。通过一个个小故事的讲述，展示了他（她）们通常难得被关注的情感悲欢和各自不同的个性。

当然，单纯地详细“描绘具象的人”绝不会是唯一的目的。如上所述，作者是“在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下”，对每一个人物的故事进行深描。也就是说，作者的意图是通过描述个体的生命史，捕捉个体在历史跌宕流转过程中的行动选择，进而探讨背后的一些宏大的社会学命题。作者援用米尔斯的观点：“将公共议题与个人困扰相关联，与个体生活的问题相关联，才能揭示前者的人性意涵。”个人故事都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当我们从时代的特征回看那一个个个体的生命故事，就很容易看出他们各自不同的遭际和个性下共同的命运或处境以及形塑这种命运或处境的结构性动因。这种共同的命运或处境便是本书书名的来历——“悬浮”。

“悬浮”就是无根无依的载沉载浮、萍漂絮飞。但仔细体察，这些外来打工者的“悬浮”实际上又有着或者说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作为个体从社会关系中的“脱嵌”。在过去，每个人都不是以孤离的个体形态存在，而是嵌入于各种关系之中：与亲属的关系，与邻里的关系，与其他一般他人的关系，与长眠于祖坟地下的先辈的关系，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等等。每个人在这一系列紧密而稳定的关系中获得自我的归属。但今天，这些外来务工者从这一系列关系中脱离了出来，几乎作为孑然的个体进入城市，而在城市却又未能实现“再嵌入”，于是，“一群外来的打工者，像候鸟一样不断迁徙”，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流动，游离于乡村与城市之间，没有根基地悬浮在社会之中，经历着期望与现实断裂而造成的身份焦虑与迷失”。二是他们的“当下”与他们的过往和未来的断裂。作为孑然的个体从过去的各种关系中的脱嵌，很大程度上进一步造成了这些外来打工者的现在与过去的断裂，过去的经验、经历对其当下的生存不再构成具有显著意义和价值的存在，而“当下”又不是他们希望的生活，毋宁说，依旧是他们希望脱离的状态，于是，“当下”又与他们期待的“未来”相断裂。对于“当下”在其生命历史中的这种悬浮，一些打工者有着敏感的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