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业对于清代士大夫的重要性不必多说。科场得意与否，不仅关乎个人前途，同样决定着家族盛衰。张杰《清代科举家族》首先提出了“科举家族”这个概念。在诸多科举家族之中，最受到学术史研究者关注的，莫过于高邮王氏家族。自王安国起考取进士，官至尚书，而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不仅著述颇丰，引领一时风气，而且王念孙参倒和珅，为士林仰望，王引之更是追步乃祖，官至一品，至王引之之子王寿同亦成进士。当然，关于王氏家族的科场经历，限于材料，我们了解不多。然而在故宫博物院藏有王引之家书二十通，其中十八通是写给其子王寿同的。这批家书作于道光元年十一月（一八二一）至道光二年十月间，主要内容是关于王寿同从北京返回高邮老家赴童生试及参加乡试的经历，从这批书信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清代江南科举考试中的许多细节，也可以了解到王引之作为一位父亲，如何指导儿子来应对举业的情况。

對王氏家族而言，道光元年是较为忙碌的一年。在这一年，王念孙已经七十八岁，染上手足偏枯之疾，行动不得自由，然而仍在笔耕不辍，为王引之增补《经义述闻》，《读书杂志》也在继续撰写之中。王引之则已五十六岁，本年以吏部右侍郎身份出任浙江乡试正考官，十二月又充经筵讲官，可谓圣眷正隆。当然对于王家而言，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大概就是经济负担的减轻。嘉庆十五年（一八一0）七月永定河大水，王念孙作为时任永定河道员，被撤职查办，后来有旨以六品衔致仕。但河道漫溢的损失，仍需由直隶各级衙门赔偿，王念孙需要承担其中三成，总计一万七千余两，限五年缴清。王引之主动将这笔赔款承担下来，提出以每年应支养廉银之半数两千两抵偿。赔款从嘉庆十九年开始缴纳，至道光元年，由于新帝登基，道光皇帝特地在本年降诏将余款豁免，据称王念孙获此消息后感激流涕，王引之也大大松了一口气。

经济负担减轻之后，王家眼下关注的事情，却是王寿同的进学。王寿同作为当时王家第三代中的四子，在道光元年已经十八岁了。他上面有三个哥哥。长兄寿昌，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生，比王寿同整整大了一轮，嘉庆十七年（一八一二）二十一岁时才考成生员，五次参加顺天乡试未售，道光元年用荫补户部主事，本年及道光二年均应顺天乡试不中，以后彻底无意科场。二兄彦和，乾隆五十九年生，嘉庆二十四年及道光元年乡试均不中，道光二年为慕陵陵工监督，此后虽仍登场考试，但显然生活重心已经不在科场。三兄寿朋，比彦和又小一岁，一直身体不好，在道光三年就因痰症过世了。王寿同作为家中幼子，却是王家第三代中最具潜质的一位。传说王寿同从小就深受王念孙的宠爱，声明要亲自教他读书，而他自己也天资聪颖，十岁就能写诗，十二岁可以写文章。王引之友人均认为，“可以绍君两世之学矣”，可以说一个人承载了乃父乃祖的全部期待。进学即童生试虽然重要性大大不及乡试、会试，但毕竟是科举这一漫长征程的开始，也是丝毫轻忽不得。

在这种情况下，王寿同选择离京返回高邮老家应考，其实是一件让人略感意外的选择。按照清代科举规定来说，童生试即所谓“考秀才”，共分三级，依次为州县试、府试和院试。学童必须在户籍所在州县报名应考，依次通过之后，才能成为生员，进入官学学习。由于各地官学生员学额是固定的，而京城所在的顺天一府及大兴、宛平两县学额较其他地区为多，考中概率比江浙等竞争激烈地区要略高一些，故常有南方学童冒籍前往通州、大兴、宛平应考。王寿同出生在京城，户籍自然在京，正常来说理当在京应试，反而要返回老家，这绝非正常现象。而且从王引之道光元年十一月的几封信中来看，他一直在非常急切地询问王寿同是否已经完成了补考，可见王寿同离京返邮，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以致错过了此前的高邮州试及扬州府试，必须补考才有参加次年三月院试的资格。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孤身一人返乡考试，到底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并不是非常清楚。或许是因为时任江苏学政的姚文田，与王引之是进士同年，两人交情匪浅，能够给王寿同一些照顾。当然也有可能是王寿同个性的原因。王引之信中反复对王寿同强调，要谢绝应酬，专心读书，而且在院试开始前叮嘱他“不可游平山堂”（三月二十一日）。据此推想，大概是王寿同正在年轻好动的时候，而前面两位兄长在京乡试均不顺利，于是家里有意把他弄到人生地不熟的老家去，让他能够更加专心备考。总之，道光元年十一月间，王寿同就这么肩负着祖父和父亲的担心与期望，独自一人，孤身上路，去往了陌生的高邮故里。

儿子赶赴考场，王引之远在北京，自然放心不下，于是我们在信中看到最多的，就是他对王寿同考试的指导。要知道王引之跟一般的考生父母可是大不一样，他自乾隆五十一年起多次参加乡试，在嘉庆三年通过顺天乡试之后，考中次年会试，并在殿试中拿下探花。至道光元年，王引之已经两任河南、山东学政，又两次成为浙江乡试正考官，曾任礼部左侍郎，对于各级学校、考试制度都极为熟悉，包括童生试中的种种“潜规则”，可以说知之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