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考古学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与中国文化史上一系列重要发现直接相关。一九二五年，王国维将其总结为“五大发现”（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其一，“殷墟甲骨文字”（一八九九年）；其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一九0一年）；其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一九00年）；其四，“内阁之书籍档案”（一九0九年）；其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之遗文”（一八八九年）。若以发现时间先后为序，第五个发现“中国境内之古外族之遗文”，位居中国近代文化史五大发现之首。

一八八九年二月，寻宝人在新疆库车附近一座佛塔遗址发现许多梵夹装（po hi）婆罗谜文佛经。几天后，侨居库车三十多年的阿富汗商人古拉姆·喀迪尔·汗在库车城喀孜伯克（负责伊斯兰教法律事务的六品官）铁穆尔·玉素甫家中获得部分写本，并将其中一夹桦树皮写本售予在新疆追捕逃犯的英国中尉鲍威尔，这便是著名的“鲍威尔写本”（BowerManuscripts）。几经辗转，现藏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据德裔英国学者霍恩勒解读，鲍威尔写本的年代在公元四至五世纪左右，其中梵夹装桦树皮写本《孔雀明王经》甚为古老，其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四世纪初，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梵语写本（A. F. R. Hoernle，“ Onthe Date of the Bower Manuscript，” JASB ， Vol. 60， Part I， for 1891， No. 2， pp.79-96）。

关于鲍威尔写本的发现经过，霍恩勒在一篇论文（A. F. R. Hoernle，“A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Part I]，” JASB ， Vol. 68， Part I， Extra -Number 1， 1899， p. xi）中写道：“一八八九年某时，库车一批觅宝人由于听说早在阿古柏统治时期就有人从古迹中挖出金子，遂结伙发掘了库车城西十六英里（案：约25.744公里）处靠沙雅河（案：即渭干河）左岸的荒石岗附近的一座古代佛塔遗址，是否发现有金银宝物后人已无从知道，但至少发现与两只狐狸、一头牛尸体在一起的大量写本与写本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