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成为人文史上影响一个时代的公共文化事件。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文学科并没有想象中的得风顺水，或者不如當年人文学者期许的那样能够如鱼得水且诗意地栖居。事与愿违已经屡见不鲜，似乎那种怨天尤人、自怨自艾的唏嘘叹息显得多此一举。如此说来说去，就像我们俗话所说的“车轱辘话”一般，没有什么说头，而且还会落得个“祥林嫂说阿毛”的讥评。

当下社会各界对人文学科的各种期许和牢骚时有耳闻，在这一声声质询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各界对其作为学科无法提供支持或说奉献之百无一用的藐视和非议。同样是在这一声声质询中，人文学者这边的一声声叹息也不绝于耳：“躲在深闺人未识”，大家需要有坐进冷板凳的大家（闺秀）仪态，本来就需要富养，何必一天到晚像要账一样地追问逼债。正像一位同仁感叹的那样：“生个娃还得十月怀胎呢！”很多时候，当我坐完一天的冷板凳并在曲径通幽的校园里散步时，会情不自禁地思考：我们是不是要换一个方式反向思考一下这个见怪不怪的吊诡命题——究竟是学科自身出了问题，还是我们从业者本身庸人自扰呢？

熟悉学科史的人都知道，大学分科而治是近代的产物。而对中国来说，这不过百余年的历史。具体到人文学科，其本质上属于关乎人类以及个体自由教育的学科，二十世纪初年由张之洞主持完成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学制转型清楚地演示了这个流程。在“理、工、农、医、文、法、商”的统绪中，原来的经史子集所属的“四部”统统归化于“文”，这也就是我们言必称之人文的“前世”。不过，就这一“文”的演绎及其“今生”来看，它无疑又受到来自西方“自由七艺”的影响，学贯中西的近代海归学子们很快将其与传统士人教育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灌制其中，于是也便有了我们现代大学人文学科的体制。从十七世纪的维柯开始，人文学科就开始了其回归而非超越之路。这与今天学界同仁倡导的语文学如出一辙：“语文学不仅包括文学或语言的历史而且涉及事件、哲学和政治的历史。”语文学家甚至要“处理”诸如“战争、和平、联盟、旅游、商业、习俗、法律、币制、地理学、编年学”以及其他一切与人类事务相关的学科（[ 意] 克罗齐：《维柯的哲学》，陶秀璈等译，大象出版社二00九年版，20—21 页）。人文关涉的文、史、哲、政治、法律、语言、考古、艺术等门类应有尽有，是一门与自然科学相对的“人事之律”（吴宓：《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附识》，载《学衡》第三期，一九二二年三月）。

回眸中外人文学科的建构历程，一个共同点就在于对自身学科合法性的质疑。如果说西方的质疑从古希腊的哲人那里就已经开始——甚至那时还不曾有科学与人文的楚河汉界，那么近代中国的人文学科史则在完整意义上复制了那把长时段视角下的“辛酸泪”（我不知道算不算“荒唐言”）。其实，来自外部世界或说不同学科——自然科学——的质疑并不可怕，倒是来自同仁内部的声音——对自身合法性的怀疑，则显示出更为深沉的自危性。对笔者而言，我一直对人文学者那种自以为是的自负与自大不以为然。因为我相信，一旦他产生无所不能以至于包打天下的骄奢心态，他就离“上帝”的角色不远了。谈学问，他最高；谈学风，他最正；谈方法，他最佳；谈真理，他独握。这就是托马斯·索维尔在《分裂的美国》中所说的：“Some of the biggest cases of mistaken identity are amongintellectuals who have trouble remembering that they are not God.”（“知识分子最严重的身份错认，就是常常记不住自己不是上帝。”Thomas Sowel l，2010，Dismantling America ，Basic Books，p.338）关键还在于，即使自己不能成为这个上帝，他也要为天下大众找到他顶礼膜拜的上帝。这样一种情形，正应验了几个世纪以前维柯的预言：“学者们的虚骄讹见。”（[ 意]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九年版，100 页）

但是，我更想说，不以“学者们的虚骄讹见”为然，但也不同意学者对自己从事的行当缺乏必要的自信，甚至走向自轻与自卑。据我个人多年的观察，人文学的危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在萧墙之内。进一步说，它是由于偏房的小脚媳妇心态的错觉造成的。以一心想正式过门的童养媳或者姨太太转正的心态谓之，不算为过。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人文学者不摒弃与自然科学家齐头并进之心态，只要不愿意放弃只有“科学”才有存在之合法性的变态逻辑，这个怨天尤人的怨妇之唠叨永远不会休止。

关于人文学科的价值以及存在依据已经有很多存货，这里没有赘言的必要。但是有一句话完全可以租赁在这里：“语文学是让文本产生意义的学科。”（philology is the discipline of making sense of texts，沈为荣：《回归语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二0一九年版，59 页）我本人不同意这位作者将人文学与科学等量齐观的观点，但这一援引哈佛大学拜占庭学研究大家伊霍·谢夫琴科教授之言作为支援的判断却道出了人文学意义生成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