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仅三岁时，亚当·斯密就曾遭遇惊险。他被一群流浪的吉卜赛人掳走，家人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才将其找回。约翰·雷曾绘声绘色地讲述斯密走失的故事。“一群过路的吉卜赛人偷了这个孩子，孩子的母亲一直找不到他。忽然有一位绅士说他在几英里外碰见了一个吉卜赛女人背着一个可怜的孩子。巡警立即出发……他们在莱斯利森林找到了那个吉卜赛女人。女人一见到巡警就把孩子扔下逃跑了，最后孩子被带回母亲身边。”

在许多人看来，这不仅是少儿斯密的历险，更是现代思想与文明的历险。杜格尔德·司徒尔特是斯密的朋友，他对这次救援大加赞赏，因为它“为世界保住了一个天才，他命中注定要扩展科学的边界，并为欧洲的商业政策带来新的启迪和改革”。

然而，对英国学者杰西·诺曼而言，这个故事更像是一则寓言。他在二00八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重写斯密传。他对斯密生平的讲述以其走失为起点，仿佛要告诉世人：在今天，斯密又一次被偷走了，我們需要再一次启动搜救行动，把他找回来。只不过，这次的偷走斯密的是每一个误读斯密的人。

一

在阐述亚当·斯密的思想前，杰西·诺曼意味深长地谈起矗立在爱丁堡街头的斯密像：“今天，如果你沿着爱丁堡老城的皇家大道，从修士门外亚当·斯密故居往上，向海关大楼的方向走，你会经过两座伟大的雕像。第一座是由公众捐款集资建设的亚当·斯密雕像，高大而光辉，矗立在圣吉尔斯大教堂外。他的身后是一把旧式犁，身旁是一个蜂巢，象征着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过渡。他的左手捏着长袍，暗示他投入大部分时间的学术生活。他的右手不怎么显眼，也被称为‘看不见的手’，搁在一个地球仪上，委婉地提示着观众他作为知识分子的野心和世界性的声誉。”另一座“伟大雕像”是哲学家大卫·休谟的塑像。它们都是英国当代艺术家亚历山大·斯托达特（Alexander Stoddart）的作品。斯托达特当然没有见过斯密，也无从知道斯密的真实面貌，因为斯密没有留下任何画像。他只能根据世人想象中的斯密身影进行创作，刻画出人们心目中的斯密。所以，这座雕像是当代人心灵的投射，呈现了今人对斯密的理解。杰西·诺曼解释了长袍、地球仪、旧式犁和蜂巢所代表的隐喻：这些符号暗示了他的哲人身份、世界声誉，及其时代背景。隐藏起来的右手则象征着他的哲思——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如果把其他符号都撤掉，仅仅保留这只“看不见的手”，我们就能把他认出来。对现代人来说，“看不见的手”不只是一种修辞，它甚至变成了一种信仰或意识形态。

杰西·诺曼试图告诉我们，斯托达特的塑像展示了斯密及其学说在当今世界的处境：他被高度符号化了，其思想的真实面貌反而受到遮蔽，变得朦胧模糊。由于《国富论》的盛誉，斯密被人广泛征引和利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几乎每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声称受到了斯密的影响；几乎每一个主要的现代经济学分支，从新古典主义到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及最近的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都可以追溯到斯密的学说。”在杰西·诺曼看来，此类征引方式只是一种修辞手段，旨在利用斯密来“美化和修饰自己的信仰或论点”（155页）。各派学者从各自立场出发，以各自的方式重新解释斯密，却很少本真地理解斯密。于是，在两个多世纪的思想再生产过程中，人们制造了许多关于斯密的“迷思”。这些“迷思”织成一张巨大的尘网，封盖了斯密思想之本色，令我们越发严重地远离、误解亚当·斯密。

杰西·诺曼归纳了五大迷思：亚当·斯密难题、亚当·斯密推崇自私自利、亚当·斯密为富人说话、亚当·斯密反对政府、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的首要身份。实际上，这五大迷思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将之概括为一个神话，即“看不见的手”神话。它道出了世人对斯密的信仰，或刻板印象：他是一个捍卫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哪怕在这个自由市场里，行为人以自利为原则，竞相追逐财富，制造极端的不平等，斯密仍然要捍卫自由市场的经济秩序。与之相伴，人们还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逻辑基础是“看不见的手”，斯密的最大贡献便是为世人阐明了这只手的作用。所以，世人对斯密的信仰亦即对“看不见的手”的信仰。人们因而相信，“看不见的手”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引导自私自利的个体在自由市场中实现秩序与公共利益。当然，斯密的批评者也持有相同的刻板印象，认为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始作俑者”。对于亚当·斯密，他的信徒与敌人分享了同一个神话，持有相同的符号化理解。

二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对斯密的符号化认知也折射出他们对经济世界的抽象化理解。杰西·诺曼至少两次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言论，旨在展现当代经济学对斯密的误解，以及经济理论的自我封闭和对具体现实的漠视。弗里德曼致力于将经济学塑造成一门科学。在一九五三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他向其批评者发出挑战：“关于一个理论的‘假设’，要问的相关问题不是这些假设在描述上是否足够‘现实’，因为它们从来都不是现实的，而是这些假设对眼前的目标来说是否能够提供恰当的近似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