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之初，启功先生仙逝。十几年间，其大量著述相继刊行。“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八九个年头里公开拍卖其书画二十余件，高价者单幅达到八百多万元。《启功全集》、“启功作品”成为看家品牌，前贤栽树，文创号角下，以书画、诗词、题赠和札记来编纂启功文化系列日历也渐成风气。“俱道适往，着手成春。”日常书写、稀见笔札，或精心采集或留意偶遇，以志无遗。展卷之顷，韵致扑面，可尚其辞丽，可贵其存道，区区向往，往往有得。

一

征引手泽，串联探访人事渊源，一代通学之交游，从中可见些微。毕生从教问学，接触最多的就是师长和弟子。书写励耘先师陈垣遗句，敬题顾廷龙、单士元作品集，跋卷尾向林散之书法“用志钦服”。1988年夏天，梁漱溟追悼会上，诔辞挽联中，启功所撰最为引人注目：“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唯留兼爱篇。梁漱溟先生千古，后学启功敬挽。”一个多月后，为筹集励耘奖而拟定六条计划，两位证明人、两位校领导签名钤印，启功捐献现金和一百件书法、十幅绘画，不用个人名义，不问一切用途。曾跟随他研习诗书的陈荣琚，他称之为同志、挚友；赠诗研究生赵仁珪，署上“老兄见赏即呈”。赵仁珪回忆，启先生从不说谁是我的学生，也不许学生说自己是启先生的学生。“你上学时，我们之间不得已而有师生之分，因为要填表，只能这样论。但毕业后，我们就是同事，就是朋友了。”“惭为博士先生”的启功，反对师从他攻读古典文献学的张志和横向取法，模仿临写自己作品，“拙书不必学，但凡今人之书俱不必学。只需多学古人，则必有收获”。札记中，启先生曾侃谈过：“名家之书，皆古人妙处与自家病处相结合之产物耳。”从三十多岁时在刘迺崇诗文上的评语，到耄耋之年又为昔日学生刘迺中伉俪赠画，自持颇严的启功从不居高临下师道自尊、自命自期、自封自诩。

同道友人间酬唱应答，互致问候，启功与刘迺和、王湜华时常通信，寄心楮墨，奉诗呈书。陈垣弟子刘迺和，长期在陈垣身边学习工作，是刘迺崇之姊。陈徒手在档案馆披览相关资料时，发现了这位女史陪伴陈垣的多幅照片，诸如历史所专家组讨论以及与领导人参加公园联欢等。同样礼敬先师的她，直到临终仍在整理撰著陈垣传记与年谱。王伯祥之子王湜华，与启功同为红学家，是吴玉如入室弟子。启功评价与沈尹默并称“南沈北吴”的吴氏书风，“三百年来无此大手笔”。又借夏承焘诗句“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来写照王湜华精神志趣。陶大镛、钟敬文既是同事，也是邻居，启功挥毫为其祝寿道贺，自是常态。钟敬文与启功同在中文系半世纪里“讲席连”，“敬老每有应酬之作，常令拙笔代书”，钟先生自谦，“芜语常劳费玉笺”。如水之交，可羡可慕。尽管如此，启功的拒绝也见诸笔录。钟先生曾邀请启功共同为学生开讲一门古典诗词创作课，启功劝其作罢。钟敬文去世，九十岁启功口述悼念文章，又道出个中原因：“学生的习作肯定都得到我这儿。俗话说‘富于千篇，穷于一字’，现在的学生平仄都不知，咱们得费多大劲呵。”他夸赞老友有兴趣有热情，正可谓“老不歇心”。说到钟老，饶宗颐文化馆馆长、香港商务印书馆前总编辑陈万雄记录了一段往事。牟润孙是启功“初出茅庐时的第一个朋友”，作为牟师得意门生，陈万雄遂与启老交情甚笃，深感长者高风亮节。一回，在启老家闲聊。九旬钟先生与七旬杨教授陪同某出版社编辑到访，原来是策划一套现代名家传记，有意将启功纳入其中。客人说明来意，杨教授为之说项，说钟先生已经接受了，反复劝驾，启先生从婉拒到坚辞不受，双方拉扯之下渐陷僵局。杨教授吐露直言，意思说何必过分谦虚，过分了反让人以为虚伪。孰料此话一出，启先生立刻收起和蔼微笑，脸色一沉，并不直接回复，而是提高聲调，背诵了一段古文。顿时气氛不佳，两位长者沉默不语，陈万雄未解其意，赶紧先行告辞。几个月后，陈万雄再来京探访，特意问起上次之事，启老告诉他，随口背诵《礼记》一段话，原意天高地宽，源远流长，人其实很渺小，所以要懂得谦逊谨慎。“人不可不读史，未读时，觉自己尽高，七尺之躯昂然独上。及见前代人物，忽不觉矮矬极了，大地虽宽，竟无站足之地。”明末清初魏禧《日录里言》这段话活画着“吾仰吾不如”的根源，唯学逊志，行己有耻，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启功正是将卑与拒贯注于心，不干名誉，不趋时流，笔端行间自然远离浅隘，骨重神寒。

二

启功与出版界交往甚密，留下了可供遐想的佳话，台前幕后，但视其字，怀其人，况味与涵泳能否“逆推”盘点？爱其书，味其义，推而涉世及人，如清人朱象贤《印典》所云：“后岂易见？凡有遗存，固宜以异宝目之也。”启功题赠书画，经常称谓对方“同志、先生”或“女士、夫人”，唯一例外，是以“大哥”尊请周绍良“两正”所书自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