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出身商人家庭的缘故，郭嵩焘早年就表现出外向的性格，与曾国藩、刘蓉、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友后又同事，他们的子女结友成亲，关系愈发密切。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位驻外公使，与郭嵩焘成忘年交并有“郭曾”之誉，他还续娶了刘蓉之女。曾国藩的四弟曾国荃后来也居长沙，与郭嵩焘常来往。曾广钧是曾国藩长孙，也与郭嵩焘交好，郭嵩焘在日记中称赞他“所言至为远大。不意其胸次开阔乃能至此，可宝贵”。由此可想而知郭嵩焘交友多广。

但郭嵩焘自己也说“生平与人共事，动辄抵牾”。刘锡鸿其实不是无知，而是无耻。郭嵩焘显然是个“书呆子”，正如李贽评价晁错“可谓之不善谋身，不可谓之不善谋国”，或如狄仁杰所谓“苟利于国，岂为身谋”，等到吃亏了这才发现刘锡鸿的小人嘴脸。郭嵩焘只能在自己的日记当中狠狠写道：“盖刘锡鸿之意，争食较逐而已。避而去之，天空海阔，何等清净。”不过，这种清净保持不了几天，因为他还得读报，还得与别人交谈，也就常常还得跟刘锡鸿等人间接接触。退休第三年，获悉刘锡鸿弹劾李鸿章，郭嵩焘气得咬牙切齿，在日记中写道：“观所陈奏之词，令人发指。小人之无忌惮，至于胆大无耻极矣。生平所见，惟李湘棻、刘锡鸿兼之，而刘锡鸿之凶毒，又非李湘棻所及也。”1859年咸丰帝委派郭嵩焘前往山东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随行。李湘棻在暗中监视他，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郭嵩焘竟然毫无防范，直到被弹劾才知道。结果，郭嵩焘“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寒，尽成一梦”。而刘锡鸿比李湘棻更可恨，是郭嵩焘此生最可恨之人。郭嵩焘还在日记中狠狠说：刘锡鸿是“天地阴阳气化所不应生长孕者出。所谓乱世之人才流极败坏，以有此一种人物者也”。“刘锡鸿者，蜮也，鸱鸮豺狼也。嘉、道之世，人心未遽澌灭，天理未尽销亡，岂亦曾有此类如刘锡鸿者耶”？老朋友刘蓉自然姓刘，可郭嵩焘惊诧“刘锡鸿亦居然姓刘”，似乎说刘锡鸿不该也姓刘。在临终前一年写的自传当中，他还没解气：“刘锡鸿则直阴贼险很（狠），穷极鬼蜮。自问十余年所以待刘锡鸿，诚不应受此惨报。而区区一生，立身待人，何至忍相背叛若此类者之多也。”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郭嵩焘与左宗棠这样的老友（与其兄左宗植还是儿女亲家）也会闹翻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