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一朝，杨鹤、杨嗣昌是一对悲剧的父子。

在崇祯皇帝曾经任用过的大臣中，杨鹤是资历较深的一位。早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杨鹤已经高中进士，并相继担任了一些官职。他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其间屡次遭到排挤，皆因自甘清贫、敢于直言，不为同僚所喜。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杨鹤为朝廷推荐了熊廷弼、张鹤鸣、薛国用、袁应泰等人，并对杨镐四路丧师的原因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杨鹤说道：“辽事之失，不料彼己，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至尊优柔不断，又至尊自误。”不仅指出各级官员的失误，且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万历皇帝。魏忠贤当权之后，便以杨鹤曾经庇护熊廷弼为名，将杨鹤罢官，并逐出朝廷。

进入崇祯朝之后，杨鹤重获起用，先是出任左僉都御史，随即被提升为左副都御史。崇祯三年（1630），陕西的民变已渐成气候，对于彼时的背景，《明史·杨鹤传》有着较为详细的交代：“先是，辽左用兵，逃军惮不敢归伍，相聚剽虏。至是，关中频岁祲，有司不恤下。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张耀采。由是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群贼蜂起，三边饥军应之，流氛之始也。当是时，承平久，卒被兵，人无固志。大吏恶闻贼，曰：‘此饥氓，徐自定耳。’”《明史》的记载透露出以下信息：其一，陕西的民变与辽事的溃烂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二，虽曰“民变”，但民军中却包含了大量的逃兵，其战斗力并非普通的“流贼”可比；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官方采取的乃是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期望民变自生自灭，终于酿成了“贼气愈炽，渐不可制”的后果。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杨鹤被朝廷任命为陕西三边总督。“廷臣莫肯往者，群推鹤”，他们共同推荐杨鹤去赴任，摆明了是想看他的笑话。这其实正是执掌权柄的朝中大僚的狡猾之处，既可推卸责任于人，又可将敢于直言的杨鹤排挤出权力中枢，从中不免看出一些党争的影子。而杨鹤对于此职也是勉为其难，坦陈自己“实无勘定祸乱之才，亦未阅历边疆，恐难胜任”，但在崇祯的亲自督责之下，杨鹤“恐迹涉规避，不敢固辞”，终于忐忑地接过了这块烫手的山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