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惠先生曾说过一句话：“许多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但很少人去留意在现代中国写作‘旧文学’的人。”言下之意，“写作‘旧文学’的人”一直存在着，只不过少有人留意。吕先生所说的“写作‘旧文学’的人”并不是指兼写旧体诗词的新文学家，而是专指清末以来着力于旧体文学，特别是旧体诗词的一派文人，他们长期受到有意无意的忽视或贬抑。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尤其在新世纪以后，随着大量的文献得到挖掘与整理，这一派诗人才逐渐受到关注。旧体诗人丰富的创作实践，不得不让关注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学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它们能否像新文学写作那样参与现代文学史的进程？唐弢、王富仁、王泽龙等学者认为现代文学不应将旧体诗词纳入进来，而如钟振振、马大勇、王国钦、陈友康等学者则认为现代旧体诗词不可不入史。还有学者如陈永正认为旧文学与新文学应该各自作史，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议。另有部分学者如张寅彭、曹辛华、王培军、南江涛等不去理会“入史”的问题，着手整理文献资料，或者如胡迎建、胡晓明、马亚中、马卫中、李遇春等学者着手从事旧诗史、旧诗流派与诗人个案的研究。至如今，关于现代旧诗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完全可以预期在未来会取得更丰富的成果。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即旧诗究竟在现代诗史中所占比重如何？一直没有人对此做过专门统计或整理。其实即便是新文学研究者，对新诗在现代诗史中能否占据主导地位也是心有疑虑的。姜涛说：“在后来的文学史上，‘新诗’占据了主流，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了旧诗的阅读空间，仍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将旧诗排斥在现代文学史叙事之外，一直是新文学家的一种惯常做法。比如1931年，瞿秋白发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其中谈道：“文言诗词的集子（新的现代人的创作），在最近十年来也许一本也没有出过；而新式白话诗的集子，至少已经有一百五六十本，而且正在天天的出版。”要么是由于视野所限，要么是故意无视旧诗集的存在，瞿氏的这个判断下得相当草率。他说旧诗词集“最近十年来也许一本也没有出过”，完全不符合事实。仅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民国时期总书目》所列旧诗别集而言，从新文化运动至瞿氏文章发表的年份（1931）这十来年时间，由正式出版社推出的旧诗集也有一百多部。如果再考察一下1917至1949年这三十余年的诗集刊印情况，新诗别集超过一千部，旧诗别集的数量尚未有人进行统计，但根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民国时期总书目》所收旧诗别集目录、王伟勇主编的《民国诗集丛刊》所收诗集、陈国安的《南社旧体文学著述叙录初编》所收旧诗别集目录，以及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与陈红彦、谢冬荣、萨仁高娃主编的《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所收民国诗人的旧诗集，再加上笔者自己这些年来或搜集或复印或扫描的民国旧诗集，当不下于这段时期的新诗集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