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是中国传统家训文献的经典之作，被誉为“众家训之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家风、家教建设的重要性。在新时代背景下，道德建设尤为重要，家庭道德教育刻不容缓。家训在传统家庭道德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承担着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主要责任。

作为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宝典，与其他中国经典著作外译的历程不同，《颜氏家训》是由中国学者主动翻译成英文的。1966年，留美学者哈佛大学博士、我的外祖父邓嗣禹教授英译与解读《颜氏家训》的书籍，由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出版，开启了《颜氏家训》海外传播之路。截止到目前，《颜氏家训》已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和俄文多种文字。

一

早在唐代中叶，日本的一位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695—775）学成回国，就把一册《颜氏家训》带到了日本。作为遣唐留学生和遣唐副使，吉备真备曾两次到达唐朝，并在唐朝生活了一二十年。他通晓儒学、天文、兵学等多门学问，酷爱《颜氏家训》。他晚年的时候，参照《颜氏家训》的格式，撰写了日本第一部家训书籍《私教类聚》，出版的时间大约在公元753年之后。而且，成书于公元891年，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也已经收录有《颜氏家训》。

另据日本学者大庭修考证，1770年，毛利高标曾携带《颜氏家训》《张氏全书》《温公家范》等到达日本。说明在中国清代，日本人再次将《颜氏家训》带到了日本。同时也说明这部典籍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

唐代以后，中国典籍大量地流传到日本。清代光绪六年（1880）至光绪十年（1884），作为中国驻日本公使馆随员，晚清时代的外交官杨守敬每至日本书肆访求汉籍，“购访汉籍，海舶以归”，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成《日本访书志》，其中有中国刻本，亦有日本仿刻或翻刻汉籍，达二百四十三种，又有王重民辑补四十六种，共计近三百种汉籍。汉籍在日本的流通，成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按照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所著录，日本典藏的《颜氏家训》共四种，皆为明本。近年，首都师范大学李均洋教授在日本广岛大学讲学之际，又发现该大学图书馆收藏有日本仿刻明本的“和刻《颜氏家训》”，出版时间为1662年，为清朝康熙元年。李均洋教授将其影印带回国内。此书为木刻板，刻字工整隽秀，类仿宋体，以上版本的保存及完璧归国，也可以说明《颜氏家训》在日本流传时间之久远，享誉之盛。

朝鲜半岛的家训文化产生于十四世纪，集中发展在十五到十九世纪。这与中国宋代家训的外传和影响有着密切关系。就目前检索结果可知，高丽末期申贤所撰《家范》一文较早从理论上阐述了家训文化产生的基础，而李朝初期朴堧（1378—1458）所撰《家训十七则》，则是一篇堪称家训的早期文献。

在《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中，有不少韩国家训直接说明以中国前代家训为基本范例和理论依据，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则是主要的参考范本。例如，金士贞在《后松斋先生文集》的《家诫》“和兄弟”条目中便引用了《颜氏家训》中的相关论述：“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

在李擎根《顾庵家训·齐家第三》中，也曾经参考过《颜氏家训》的内容。而朱熹《家礼》、司马光《家范》和《居家杂仪》以及班昭《女诫》、吕本中《童蒙诗训》等，在朝鲜半岛的家庭教育中同样也具有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