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昕夕闲谈》是连载于申报馆创办的文学月刊《瀛寰琐纪》上的一部翻译小说，也被认为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翻译小说（非宗教读本，且译者为国人）。它的译者蠡勺居士已知为《申报》首任总主笔、当时尚未得中进士的钱塘人蒋其章，原著则是英国作家布沃尔·利顿的长篇小说《夜与晨》。《昕夕闲谈》从《瀛寰琐纪》第三卷（1873年1月）开始连载，每卷刊登译文两节，刊至第二十八卷（1875年1月）止。之后《瀛寰琐纪》更名为《四溟琐纪》，《昕夕闲谈》停载。1875年下半年，申报馆发行了《昕夕闲谈》的单行本，较连载本新增三节，列入“申报馆丛书”第七十三种。

蠡勺居士翻译的《昕夕闲谈》共计三卷五十五节（上卷十八节、次卷十三节、三卷二十四节）。虽然译本以“节”为基本单位，但它实际是章回体，每回均拟有对称的回目，而且使用的是参以文言的白话。从《申报》1873年1月登载的译刊《昕夕闲谈》的广告中，可以知道申报馆关于这部小说的定位是“怡悦性情，惩劝风俗”，而其侧重点或许还在“惩劝”二字上。蠡勺居士执笔的《〈昕夕闲谈〉小叙》说得很明白：“今西国名士撰成此书，务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彩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此则所谓铸鼎象物者也，此则所谓照渚然犀者也。”“其所以广中土之见闻，所以记欧洲之风俗者，犹其浅焉者也。诸君子之阅是书者，尚勿等诸寻常之平话，无益之小说也可。”着力处多在《昕夕闲谈》的思想性也即社会批判意识上。至于这部小说对西方风俗的描摹刻画，只是其浅显的表象。蠡勺居士对《昕夕闲谈》的理解，明显受到原作者利顿为这部小说所作的《序言》的影响。正是在利顿的《序言》启发下，蠡勺居士对小说的功能和价值有了重新的认识和评估，这首先促使他将这部译作与中国的“寻常之平话，无益之小说”区别开来。在中、西小说的比较视野中，蠡勺居士试图提升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的努力并不难体会。

然而读者考虑不了许多，他们首先要从译本中获知的，其实还是小说中发生的故事以及故事得以发生的新奇的域外风俗人情。对译者来说，如何让读者在本土的文化场域中理解异域的种种文化行为，将是贯穿翻译小说始终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两种文化的差异性越大，译者的参与度就越高，译本的“形变”就越重，直译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其最终的目的，无非是为读者找寻到理解两种文化的支点，同时尽可能地消除他们在阅读过程中随时产生的疑惑不解。所以不必感到稀奇：在《昕夕闲谈》的译本正文之前，有一组由十首七绝组成的《英国小说题词》。这十首极具中国特色的七绝题词，兼具预示与推介的功用，是故事情节的凝练概括，也是引导读者逐节阅读的广告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