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此次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完善了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相关犯罪规定。

此前，刑法规定了国有公司、企业相关人员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这次刑法修改将上述三个罪名扩展到了民企。

民企反腐的新闻近两年层出不穷，2022年各个“大厂”的“反腐成绩单”也曾引发外界关注。腾讯集团查处商业贿赂、职务侵占等触犯企业“高压线”事件70余起，100余人被辞退，10余人被移送公安机关；美团查处重大案件41起，移送司法机关107人，其中涉及内部员工47人，生态合作商等外部人员60人，因廉洁合作问题清退且永不合作的合作商41家。

马化腾曾在去年末腾讯集团内部的会议上说，内部贪腐问题“真的是触目驚心”，“很多业务做不起来并不是管理者问题，而是贪腐漏洞太大，业务被掏空了”。

然而，正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贾宇所说，相较于国有企业反腐，惩治民营企业内部贪腐问题存在立法薄弱滞后、追责力度不足、刑事量刑幅度公私失衡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等短板。2013年以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涉及修改这方面规定的议案、建议和提案有65件，其中很多是来自企业的代表、委员。

张远煌是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参与了此次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咨询会议。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我国民企反腐主要还是企业自发性的，缺少国家层面的制度化推进，这已成为国家推进反腐的一个短板。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中涉及的民企反腐条款，表明在法律层面上，我国将对公共领域和非公领域的反腐败协同推进，体现了国家全面反腐的要求，“这块短板正在逐渐补上”。

全链条腐败

张远煌曾做过调查，腐败犯罪是民营企业的多发性犯罪，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风险点分布非常广泛，贯穿在采购、销售、财务管理、招投标、人事等各个环节，可以说是呈“全链条式”的。涉及民企的案件中，因腐败问题锒铛入狱者，既包含高层，也包含一些普通员工。

“快手第一大反腐案”去年落槌定音，快手前副总裁、社区内容研究院负责人赵丹阳就是因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罚金人民币70万元。

赵丹阳此前曾在优酷担任副总编辑等职，2015年2月进入快手，从同年6月至2019年3月，赵丹阳使用其情妇乔军提供的银行账号，利用负责快手内容评级部的职务便利，收受盐城外包公司负责人郑某给予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668万余元。

这期间，他还伙同他人，利用外包公司的职务便利，通过虚构员工工资、虚报员工加班费等方式，侵占被害单位钱款。其中，赵丹阳侵占被害单位钱款数额88.5万元。这意味着，赵丹阳受贿、侵占金额高达756.5万元。

此外，此前复星集团曾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旗下海南亚特兰蒂斯商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及其两名下属将部分公寓与别墅加价出售给购房者，以此获利近2亿元。2021年，碧桂园集团也曾对外透露，碧桂园文商旅集团原总经理张强因涉嫌职务侵占、索贿受贿，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民企高层犯罪之外，一些普通岗位员工拥有一定权限又得不到有效监督时，也会发生腐败问题。

贾宇在担任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时，曾发表对民企腐败治理的研究文章。他调研发现，2018年1月至2020年6月，在W市检察机关受理的可以明确案发环节的案件中，日常经营环节案发频次占总量的29.5％，贸易环节占比27.5％，财务管理占比12.5％，产品生产环节占比10.5％，仓储管理环节占比7％，分列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触发频次较高的发案环节前五位。这五个企业环节通常是民企“权钱交错”的汇集地，是管理和权力制约的薄弱方面，也是民企内部腐败犯罪的主要风险源。

腾讯张萌案是其中的典型。张萌曾任腾讯视频天蓬工作室制片人，担任过《你是我的荣耀》《鬼吹灯之精绝古城》等热播剧制片人。根据腾讯的通报，张萌为外部公司谋取利益，并收取外部公司好处费，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经法院审理认定，张萌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外部行贿公司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罚金10万元人民币，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时延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企内部腐败问题是一种“内鬼”行为，其危害性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严重损害企业利益，一些案件中，“内鬼”给企业造成的损害，直接导致企业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甚至被搞垮；二是损害合法投资人利益，例如滥用职权进行经营活动行为，违背信托责任从事非法的同类经营活动；三是损害企业职工利益，因为腐败活动一旦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势必会直接影响到企业职工的合法利益。

此前，无人机公司大疆创新发布的反腐败公告称，公司在2018年搞管理改革，原本是要搞管理和流程优化，这个过程中，意外发现在供应商引入决策链条中的研发人员、采购人员、品控人员大量存在腐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