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政治，你会想到什么？大约是记忆深处的中学课本，也许是《甄嬛传》里的宫廷斗争，或者将其视为研究少数精英活动的学问，无论哪一种，距离我们每一日的生活似乎都十分遥远。但包刚升很早就对这个宏大主题的的学科产生了好奇。他的第一个专业是经济学。他至今记得，在他还只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一名大一新生时，一位教授曾对他们说，经济学是一门系统改变人观念的学科，如果学好经济学，“你就会对这个世界有一套高度结构化的思考”。后来，他读完经济学又读政治学。如今，当包刚升已经成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一名政治学研究者，他觉得，当年老师的那两句话，同样可以作为政治学重要功能的总结。如果用更通俗的话说，政治学好像开启理解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如果没有政治学，恐怕难以理解这个世界，因为无论喜欢与否，政治总在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

为了普及政治学，包刚升有时会踏出书斋，参加线上课程的录制和面向最广泛大众的演讲。书斋之内，2015年他在复旦大学开设的政治学基础课程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政治学通识》。2014年，他的《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也获得了学界和读者的关注与好评，现在此书已由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全球英文版。

今年7月，包刚升又推出了新书《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人类五千多年的政治演化历程，试图回答两个主要问题：从古至今，人类政治演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促成这种人类政治演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在这样的政治演化中，人类政治生活有一个永恒的“两难”——如果没有权力，社会就会陷入人与人的战争状态，有了权力，社会又该如何克服权力本身带来的弊端，该如何约束权力，或者说，该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政治物种竞争与生存的游戏法则

中国新闻周刊：你出版《抵达》的初衷，似乎是揭示人类政治演化的过程及其动能，或者叫脉络及逻辑，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你认为人类政治进程总体上是有共性的、有序的？这种共性是否能够成为有价值的规律？

包刚升：人类政治演化逻辑中，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两者都存在。例如，国家的兴起具有必然性；国家和战争之间的互相塑造大体也是可以确定的；还有像精英相对于君主的政治实力上升时，权力的天平就会向精英倾斜……这些都是规律性的东西。但是我们同样会看到其中的不确定性，例如，人类政治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具体演化过程和路径都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是人类政治演化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封建主义的产生却有着相当的偶然性——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再加上蛮族入侵，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欧洲中世纪兴起了封建主义模式。如果这两个因素有任何一个发生很大变化，封建主义就不一定会成为当时的主流选择。所以，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大体都可以提供一套理论上的解释，但是过往的演化路径是不是一定会这样？我认为，偶然的复杂因素同样起着很大的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你把政治体和政治模式比为物种，运用“适者生存”的逻辑观察政治体和政治模式的演化，会不会被贴上“政治学领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标签？

包刚升：从规范视角来看，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肯定不是我的价值主张。但是，我既然要寻求对人类政治演化的解释，就应该秉承价值中立，不能把自己的价值主张置于事实和逻辑之前。当思考五千多年政治演化史上最重大的问题时——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而不是那个样子，我发现演化论的视角更接近于人类政治史的真实。

不同政治体与政治模式可以被视为一个个物种，这些物种内部都有一套复杂的遗传与变异机制，并需要为了生存而展开经济、政治与军事的竞争，然后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决定着一个个“政治物种”的生存概率与发展空间，进而塑造了人类政治的演化过程。

人类政治演化的另一面是，在人类文明阶段越低的时候，实力越重要，或者干脆说武力越重要，后面慢慢的规则的重要性上升，觀念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今天，实力仍然很重要，但是规则和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这也是人类政治演化的一个自然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你似乎认为约束国家主要依靠立宪等机制，那么在你看来，有效约束国家，主要是约束国家作为社会组织形式的机制，还是具体的政府，抑或是执掌国家权力的个人？

包刚升：在人类政治演化史上，“霍布斯问题”对应的是解决有效国家的问题，也就是建立统治与权力。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阿克顿问题”，阿克顿的名言是“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有了国家，有了统治，有了君主，的确解决了很多问题，诸如安全、法律和秩序，但是统治建立起来之后，权力本身又会导致问题。简单地说，权力可能服务于私人目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权力会异化。权力异化了怎么办？就需要有效约束国家，这就是“洛克问题”。

从历史经验来看，英国从封建主义到立宪主义的演变，就是要解决有效约束国家的问题。这套制度安排起初是约束君主的，但是在当时，国家、政府、行政权、最高行政官——这几个概念全都缠绕在一起。当他们说约束国王的时候，其实既是约束国家，又是约束政府，约束政府体系中的行政权，同时也是约束最高行政官。所以，人类起初创建这套制度的目的，约束所指向的既是抽象的国家，又是具体的机构和个人。

中国新闻周刊：从广义上讲，立宪等机制本身也是国家的一部分，那是不是说这是国家在“自律”，或自我约束？

包刚升：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探讨，约束的力量是什么？从英国的历史经验来看，起初主要是封建主义的贵族阶层，他们是掌握武力资源的政治阶层，他们由于在武力资源上跟国王势均力敌而能形成制约，这是这套约束机制能够建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