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许多年过去，张忠谋仍将在博士入学资格考试时的失利，当作人生最大的幸运。

他不是失败了一次，而是失败了两次。

1954年2月，张忠谋第一次在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博士入学资格考试中失利，教授多给了他一次机会，允许他第二年再尝试一次。整整一年，他都在用功复习，成绩揭晓后，张忠谋站在榜前，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

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的规定，两次通不过，即永远失去申请资格。

此时，张忠谋已经成家，父母在美国经营着一家小店维持生计，他又是独子。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却被突然叫停，张忠谋深受打击。

张忠谋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会在学业上受挫，他成绩一直优异。

抗战期间，他进入重庆南开中学，每天吃榨菜和粗糙发黄的米饭，学习桐城派古文；胜利后，他到上海读商学院，后再次到中国香港，申请到哈佛大学就读，之后因为要读理工科，又转学到了隔壁的麻省理工学院。

在麻省理工学院，张忠谋投入了5年的青春年华。如今，一切都结束了，查尔斯河边的机械博士梦碎了。

其实，这次失利不只是他个人最大的幸运，也是中国台湾科技产业的幸运，甚至是苹果、超威半导体（AMD）、高通和联发科等世界一流科技公司的幸运。

阴差阳错，张忠谋进入了陌生的半导体行业。

新竹领命

1955年，即张忠谋博士资格考试失利的那一年，他四处找工作，拿到了福特（Ford）汽车、希凡尼亚（Sylvania）半导体等4家公司的聘书。

他本已拿定主意去福特公司，那里的岗位不仅跟他的机械专业对口，且工作稳定，这对刚刚结婚、需要赡养父母的独子张忠谋来说，很有吸引力。

福特公司给出的月薪是479美元，比希凡尼亚半导体低了1美元。

张忠谋拨通了福特公司人事经理的电话，希望福特提高一下起薪。

“我们不讲价，如果接受就来，不接受就请便。”面试时还谈笑风生的人事主管正色说道。

年轻气盛的张忠谋感到被羞辱。他开始反向思考，是去干一份四平八稳的工作，还是去半导体领域冒险？

他最后的决定是：去希凡尼亞半导体公司！就这样，区区1美元之差改变了一切，随后的人生轨迹也完全转向。

在希凡尼亚半导体公司，张忠谋先工作了3年，后又在德州仪器公司 （Texes Instruments）做了25年，位至副总裁。

其后，他结束了在美国36年的生活，来到中国台北郊外的一片“处女地”——新竹工业园。

1985年，张忠谋接任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上任第一天，前一任院长方贤齐拿着一张清单来找他，上面列出了该院的优先待办事项。

来新竹之前，时为中国台湾经济事务负责人的李国鼎，数次邀请他，张忠谋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直到李国鼎提出，张忠谋可用他在德州仪器公司的经验，来帮助台湾地区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工业经济增长。

“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邀请，就像电影《教父》里的情景。”张忠谋动心了。

方贤齐的清单里，有一项建立一家晶圆制造厂的规划。他叮嘱张忠谋，李国鼎对此事非常重视，可能过几天就要来当面商谈。

李国鼎被誉为“中国台湾科技教父”，制定了台湾地区的科技发展策略，还担任着应用技术发展小组召集人一职。

果然，张忠谋很快就接到了李国鼎的电话，李国鼎邀请他参加会议讨论。

“我们计划大力推动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你有丰富的半导体业务管理经验，我们希望你创办一家新的半导体晶圆制造厂。”李国鼎希望张忠谋回去后想一想，拿出一份可行的计划书，期限是一个星期。

回到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办公室，张忠谋开始思考。

在半导体行业，当时，台湾地区能够拿得出手的，几乎没有什么——既没有优秀的芯片设计公司，也没有广阔的市场。

在德州仪器公司工作多年的张忠谋清楚，半导体是全球性产业，只有做到世界一流，才可能有立足之地。

当时美国实力雄厚，欧洲紧随其后，日本异军突起，而中国台湾基础薄弱，没有任何积累，一家新成立的半导体公司，要想开拓出一片天地，何其困难！

唯一可能的一条路就是，扬长避短。

台湾地区有什么长处呢？只有一些中低端的制造业，当时最大的制造企业是台塑。

那么，制造业会是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吗？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地区的工厂替代日本，开始为欧美企业加工成衣和玩具，从中收取微薄的加工费。

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业一直是一个低端行业。人们用“微笑曲线”描绘制造业的地位——高附加值部分集中在“嘴角”，分别是研发和市场；低附加值部分则在向下弯曲的部分，那里是制造业。

制造立业

现在，张忠谋来到中国台湾新竹，他又要面临一个选择：

是像德州仪器公司那样开办一家传统半导体公司，还是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张忠谋选择后者，他将目光聚焦到芯片制造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