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地处祖国南疆，襟山带海，物宝天华，人文荟萃，历史源远流长，先秦时为百越之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广东设置南海郡，治所在番禺。“岭南”概念在历史上并不统一，一般指南岭以南广东、广西、海南、台湾、香港等地。道光包括四州九府：南雄、连州、嘉应和罗定四个直隶州，高州、惠州、广州、肇庆、韶州、潮州、廉州（北海、钦州、灵山县、防城一带）、雷州、琼州等九府。由于生产力欠发达，加上交通封闭，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大岭横亘在粤北与湘、赣、桂东北部，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巨大障碍[1]，山是隔断文化的，水是传承文化的，岭南成为一个很好保存中原文化又维持自己特色的文化单元。地方音乐由于音韵的不同而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现存音乐都是从古代活态传承而来。国有国史，地有方志，方志记述了历代本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变迁，积厚流光，续而不断，鉴往知来，有些资料不见于史书典藉，有振奋后辈之壮举，有供后人借鉴之教训，兼有存史和资政价值，是了解地方发展的重要史料，也是地方音乐的知识宝库。
一、岭南方志音乐史料价值分析
1.为仪式音乐研究提供材料
“为政必先究风俗”“观风俗知得失”是历代君王恪守的祖训，帝王不仅亲自了解民情，还派各级官吏考察风俗，再由史官载入史册，编成歌谣献给皇帝，现存文献如《诗经》[2]《乐府诗集》[3]。风俗有差异，音乐作品也形式多样，体裁丰富，但音乐却是各民族各地区节日或平常生产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是相同的，也是表达感情的一种途径，有时穿插在宴会中，不仅助兴，而且具有仪式感，祭祀歌舞、男女对歌在文人笔记和方志中均有记录[4]，方志中民俗音乐活动不少，仅雍正《广西通志》“风俗篇”卷32记音乐段落有6处，“诸蛮篇”有五卷（92至96）记广西少数民族音乐活动。光绪《武缘县图经》：“答歌之习，武缘仙湖、廖江二处有之，每三月初一至十日，沿江上下，数里之内，士女如云。”。武缘县位于广西南宁，为壮族发源地，方言是壮语的标准音，方志为我们提供了壮族“三月三”歌圩活动男女答歌的风俗，为歌圩艺术空间研究提供了依据；康熙《儋州志·卷三·艺文》记载苏轼居儋州感受“夷声彻夜不息”，用诗句“蛮唱与黎歌，余音犹杳杳”描写富有节奏和韵律的儋州调声魅力。儋州调声属于汉族民歌用于黎族风俗，起源于西汉，是汉族与黎族相互影响的文化产物。对调声的考察，有助于体验海南音乐的特点，也是解开儋州民族融合方式的一个突破口。少数民族大部分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他们在古代的生产生活我们知之甚少，但通过保存在风俗中的音乐记载，可以让我们知道他们想要表达的情感，民族个性、禁忌及伦理。
2.为全面认识音乐家补充史料
岭南琴家云志高，也是笛子演奏家，著有《蓼怀堂琴谱》，对其生平知之甚少，通过地方志可以找到一些其它地方难以览见史料的缺陷，使人物形象生动。如康熙《文昌县志》“承先桥，在县东三里水一都城，旧为横山渡，一名云庄渡，白范溪水经此。康熙四十年，邑绅云志高捐资建”。通过方志我们知道云志高为家乡文昌县捐款建造了一座桥，承先指承母之嘱，为现在的云庄渡。乾隆《广州府志·卷五七·艺文九》“康熙两广总督石琳《创建广州府育婴堂记》，京师江浙建堂规制，而群僚绅士复从而赞襄之，乃于广州西偏，购得钟氏废园，稍加葺治即堂宇岿然而广，善有其地矣。于是首事候选州同知云志高，复行广募得置清远县助善田，荒熟税共一十四顷五十二亩，另捐买耕牛二十头为资给费，然而未足，则屡以为请，余以广城行署后余地置之无用，乃捐而施之，俾葺鋪舍收其租，入以佐所需，其犹未足，则首事者任其责，或劝募或劝补捐，视其力以助给焉，数载以来长养生遂其出，沟中之瘠而予以襁褓之安，所存活者凡数百命，其殇而痊者弗计也。”通过记载知道云志高康熙年间在广州任同知，曾协助两广总督石琳筹建育婴堂，为筹集善款做了很多工作。
3. 为乐器研究提供参考
扬琴传入史料，道光《香山县志》“澳门乐器则有风琴、铜弦琴、铜鼓、蕃笛”。乾隆《澳门记略·诸番篇·大三巴寺》楼有“铜弦琴削竹扣之，铮铮琮琮，然是则鞮鞻所未隶，而兜离之别部也，银纍丝为。”这些记载为扬琴的传播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史料，从方志看传教士除带来管风琴外，还传入羽管键琴、长笛等乐器。郑世连和张翠兰对《澳门记略》《香山县志》《厦门志》《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等四种广东方志中关于洋琴史料进行考释和对比研究，揭示清代扬琴的发展传播脉络。光绪《龙胜厅志·风俗·猺乐器》“铙鼓”“胡卢笙”“竹笛”“ 众音竞作，击竹筩为节”等描写，对汉族乐器铙、鼓、笙、笛在瑶族[5]的使用具有参考意义，以及器乐表演，节奏控制具有考据价值。铜鼓是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打击乐器，由礼器铜釜演化而成，如鼎象征权力，战时召集民众，乃国之重器，在祭祀、朝会、封赏等大事上使用。公元前7世纪云南开始作乐器使用，经红河传至西瓯和南越，岭南发现的铜鼓大多出自东汉时期。如《西宁县志·卷二九·艺文志四·铜鼓附》“铜鼓藏都城华帝庙，光绪十八九年间，桂河木蔃村农掘地所得，邑绅梁夔笙、廖臣、吴鸥秋酬资购置庙中，鼓身高一尺二寸七分，面圆径六尺一寸，腰围径五尺一寸，底大如其面而空，而布蟾蜍四以精铜铸之，高约五分长约八分，头面各相向对作，昂首欲跃状，自边至中央凡七重圆晕，周围花纹分三样。一如水穀，一如蝌蚪，一如红蕨，勾相间错，杂纹极工緻，惟中受击处平厚如缆，鼓身亦数重圆晕如螺丝形花纹，与面同重五十一觔，铜色苍绿斑烂两旁有耳环，可用两人舁行击之，其声攀参然盖未建县前古猺人所用之物也，案近代邑地间有发见，铜鼓大小不一，但以无文字款识，非世所珍，故罕有收藏者，兹谨依阮通志例附于金石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