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大型音乐剧《蝶》全球首演于北京保利剧院，这部由三宝作曲、关山、徐晴编剧、吉勒·马呜导演，沙宝亮、谭维维等联袂出演的作品引发了业界内外的关注，获得了一致的好评。音乐剧《蝶》是中国首部全球巡演的音乐剧作品，世界巡演多达150场。“它被誉为‘中国音乐剧开始飞翔的起点’及‘中国音乐剧发展的里程碑’。”[1]并获得第十三届“文华奖”特别奖、第二届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特别奖等奖项，同时也贡献了《心脏》《诗人的旅途》等经典唱段。《蝶》的成功依赖于多方面因素的集合，在这些因素中，作品的风格最能直观呈现给大众，根据首因效应，风格的先入为主能够最鲜明、最牢固存在于受众的意识中，并且决定着对作品的认可程度。

一、戏剧层面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

音乐剧《蝶》的故事开端是诗人梁山伯因为内心的猎奇驱使，去往世界尽头闯入了蝶人的婚礼；故事的发展是与身为蝶人的祝英台相识并产生情感，与蝶人部落形成了矛盾；在发展中蝶人浪花儿之死引发了矛盾的激化，使故事到达了高潮；结尾是在爱情与蝶人部落的对立下，梁山伯与祝英台坚守真爱，相拥化蝶。

从故事的层面上看，《蝶》的戏剧故事对中国十大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进行了反转时空式的建构，将民间故事的浪漫主义风格建构为批判现实主义风格。所谓反转时空是将原故事的时间、空间进行改变，把故事代换到不同的时代或世界中，如英剧《神探夏洛特》、电影《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就分别对《福尔摩斯探案集》《哈姆雷特》和《雷雨》进行了反转时空式的建构。而《蝶》并不是在简单的进行时空改变，通过对故事核借用来完成故事的平移，而是借用了故事的核心主题和人物，提取了《梁祝》故事内在寓意，并将其延伸和放大，“除保留传统民间故事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名字外，其题材立意皆具现实性意义。”[2]在改编的过程中，首先《蝶》保留了《梁祝》原故事的爱情悲剧主题，最后梁山伯、祝英台共同赴火海，因爱而死，浴火重生，在悲剧中控诉了社会的不公；其次，《蝶》在创作中削弱了原故事的浪漫主义神话色彩，故事的时间也从中国古代变为未来，以超现实世界观代替了中国传统民俗的世界观，这让悲剧的现实色彩更加浓重；再次，《蝶》对《梁祝》原故事线也进行了重塑，加入了浪花儿、老爹、老醉鬼、小女孩等新的人物，拓展了原故事的矛盾冲突，从更的多方面映射现实，同时也使故事更加耐人寻味。

从更深的戏剧层面上看，音乐剧《蝶》是传统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流变，它的源头是中国传统民间故事，对传统进行了继承，在本土化文化归属感的基础上又融合了西方的诸多元素，进行了全新的拓展，体现出中国音乐剧创作的格局与潜力，使传统文化在这部作品中不仅仅作为元素的点缀，而是有着如根、茎、叶一般生长的完整生命力，彰显了作品内在的民族性。《蝶》在东方悲剧的主题下注入西方“莎士比亚”式悲剧的手法，使中西方的文化在同一语境下进行交互，故事以批判现实主义手法聚焦了爱与人性的矛盾与反思，梁山伯的高贵性格虽然值得歌颂，但在被欲望包裹的蝶人的群体中显得格格不入，蝶人的社会容不下干净的梁山伯，而故事结局的批判内涵对受众的冲击也是一种国际语境下的共鸣。

由此可见《蝶》是一部建立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基础上而重新建构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音乐剧作品，它根植于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熟知的《梁祝》故事，既对中国本国受众建立了一种民族文化的归属感和亲切感，同时对中国以外的受众而言这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