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要研究苏轼的词，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绕不过去的。在我国的诗坛上，以写中秋、月亮为题材的作品，多如牛毛。就以苏轼自己写的诗词来说，以此为题者，也不在少数。但是，胡仔认为：“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这番话，说得很重，不过，说实在的，古往今来，有关写中秋和月亮的诗词，各有所长，但在思想艺术上，也真难说有哪一首，能够全面超越苏轼这首词的水平。

苏轼在这首词的前面，写了一段“小序”，说明他创作的目的。这首词作于丙辰年，亦即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这年的中秋节，他怀念分别已有六七年之久的弟弟苏辙。当时，既饮酒赏月，又借酒浇愁，通宵达旦，喝得大醉，于是写下了这首词。

一○五七年，苏轼、苏辙兄弟二人二十岁左右，即同榜高中进士。他们怀有忠君报国的信念，又都受过佛老思想的影响。他们进入仕途时，社会矛盾虽然渐趋激化，但政局仍暂稳定。等到他们先守母丧，后守父丧，到一○六九年回京城当官时，世局已经大变。当时的宋神宗和王安石，迫不及待推行“变法”。苏轼回京不久，即卷进了政治斗争之中。本来他也主张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应有所改革，但不主张操之过急，这就和王安石的政见有了分歧。虽然，苏轼也佩服王安石的为人，但道不同不相为谋，他要求调到地方上任职，离开京城这政治冲突的中心。宋神宗对苏轼的行为虽然有所不满，但也不为已甚，批准他出任杭州通判。后来，又让他迁往山东的密州。

在这一阶段，苏轼对政局的变化和变法的实施，一方面放心不下，经常忧心忡忡；另一方面，他原来以为到了密州，可以靠近也在济南任职的苏辙，方便弟兄俩聚首。可是，咫尺天涯，他到山东去的初心并不如愿。在丙辰中秋，难解心结，便写下了这一首千古流传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青年阶段，苏轼对词这一种文学体裁，着力并不多。不过，他从开始便不满词坛弥漫着“花间派”的气习。他虽然也懂唱词、懂音律，但并不精通，这也是他早期较少填词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北宋，词作为一种体裁早已进入文学的殿堂，成为文坛的重要方面军。从考虑改变社会风气，以及士人追求表达心声的愿望出发，苏轼反对把词的创作仅仅作为歌伎们在青楼卖唱的传声筒，反对词坛充斥着浮华浅薄的风气。换言之，他要求把宋词的创作，拉回到像唐诗那样关心社会现实、抒发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軌道。

其实在北宋早期，像范仲淹等人也写过《渔家傲·秋思》等有关戍边生活的词作。可以说，即使在花间派婉媚的流行曲风弥漫词坛之际，仍有一些词人不满足把词作的题材局限于花街柳巷。随着社会矛盾逐步尖锐，不少知识分子更强烈地追求通过词作表达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理念。即使是政见不同的作者，也都注意到要改变词风狭隘的现象。试看和苏轼政治观念不同的王安石，在其名作《桂枝香·登临送目》中，上片写到“千里澄江似练”的壮丽景色，下片写到“六朝旧事随流水”的悲怆情怀。他通过词的创作，伤时感旧，完全不同于花间派词人的气习。显然，时代的变化、政治的需要，促使词坛风气的转变。所以，当苏轼投身于词的创作，以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振臂一呼，便大幅度地革新了词坛的风气。胡寅说，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于尘垢之外”（《题酒边词》），这确是事实。后来，南宋的李清照不是嘲笑过苏轼，说他把词弄成句读不葺之诗吗？其实，苏轼的做法，正是词坛发展的必由之路，他开拓了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功能。当年便有一批作者，如黄庭坚、晁补之等，也受到了苏轼的影响，开创了豪放派的词风。上引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正是苏轼在词坛上早期创作的典范。

中秋佳节，恰在一岁之中，月明风清，澄空如洗，正是家人欢聚的好时机。自古以来，中秋节就是最受中华民族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在宋代，城市经济又比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说到了中秋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东京梦华录》卷八）。在山东的密州，当然没有京城那样的喧闹，但亲友聚会，或共祝安吉，或对月怀人；诗人墨客，或高歌饮酒，或临流赋诗，这些都不可免。正是在这中秋之夜，苏轼浮想联翩，于是自称“欢饮达旦”，至于“大醉”，遂作此词。

上引《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开首的两句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话腾空而起，问得出奇。但是，向青天提出疑问，并非由他首创。李白在《把酒问月》一诗中，早就写过：“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更早一些，张若虚也在《春江花月夜》提出：“江上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对于时与空、天与人、古与今，存在矛盾统一的问题，我国古人早就产生过屈原“天问”式的种种疑问，希望得到确切的解释。在中秋之夜，苏轼劈头就向青天提出这一难题，这让读者感受到，他这首词也和李白的诗一样从一开始便具有哲理性的意味。清末的郑文焯就说过，苏轼此词“发端从太白仙心脱化，顿成奇逸之笔”（《手批东坡乐府》）。至于苏轼的脾气，也与李白颇为相似，他甚至喜欢化用李白的诗句，像《念奴娇·中秋》中有句“我醉拍手高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不就是沿用了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诗意吗？

不过，说苏轼运用李白的诗句，没有新的创造性，那也不是。就《把酒问月》一诗看，李白是停杯不饮，对天发问，然后通篇描写人与月的关系。苏轼要表现的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感慨，其中神韵，是相对客气和冷静的。苏轼虽然也是在词的开始，便向青天发问：“明月几时有？”但他“把酒问青天”，是端起酒杯邀月共饮，更加浪漫和豪放，这和他在“小序”里说自己喝得酩酊大醉，是相互吻合的。加以他采用[水调歌头]的词牌，开首两句各只有五个字，短促而有力。特别在第二句，他连用“把酒问”这三个有压抑感的仄声字之后，又连用“青天”这两个调性高昂的平声字，这先抑后扬的语势，让整首词的格调，从开始即显得分外壮阔和飘逸。

李白所问“青天有月来几时”，这“青天”和“月”，纯粹是指自然界的事物。而苏轼所问，既有指向自然界的一面，又非自然界所能涵盖。这从词的第三、第四句，便可以看出端倪。

苏轼进一步提问：“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有意思的是，从他所写的“小序”中，分明知道今夕就是“丙辰中秋”。而且，上文已经问过：“明月几时有？”那么，他应该知道，在宇宙中，月和人的出现，并不是同步的。这一来，再问天上的宫阙，今夕属于何夕，岂不是多余？不过，从这进一步的提问中，苏轼又表明：他明明是知道，处于天上的宫阙，与他当下所居住的密州，是不可以比拟的。因此，所谓“何年”，又等于“有什么情况”的意思，而不是单指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