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代做官的都能做诗，做小说的多为不第才子。但唐人小说（传奇文）是一种例外，几乎都出自仕宦之手，如王度、张鷟、沈既济、蒋防、李公佐、白行简、陈鸿、元稹、牛僧孺、沈亚之、袁郊、薛调、杜光庭、李复言、薛用弱、裴铏、皇甫枚等，这些作者大小都是官，且多为进士出身。其中牛僧孺（780-848）位陟宰相（唐称“同平章事”），乃穆宗、敬宗、文宗三朝重臣。還有，元稹晚年依附内廷亦得相位，只是数月旋被罢免。

唐人小说之来由，是文学史上一个有趣的话题，说来倒是伴随当日科举制度出现的创意写作。唐代科举名目繁多，最重要的是进士、明经二科，按陈寅恪概括：“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当日新学锐进，势头颇好。《新唐书·选举志》谓：“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写小说的官员，多由进士一科出道。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说到唐人做小说风气，此乃举子进京投谒之用，原是出于一种功名心。鲁迅特作如下解释：

……这是和当时底环境有关系的，因为唐时考试的时候，甚重所谓“行卷”；就是举子初到京，先把自己得意的诗抄成卷子，拿去拜谒当时的名人，若得称赞，则“声价十倍”，后来便有及第的希望，所以行卷在当时看得很重要。到开元、天宝以后，渐渐对于诗，有些厌气了，于是就有人把小说也放在行卷里去，而且竟也可以得名。所以从前不满意小说的，到此时也多做起小说来，因之传奇小说，就盛极一时了。

举子投递名帖拜谒主持科场的大佬们，起先以诗邀赏，后来改为投献传奇小说，这中间或是文体和审美趣味变化，此姑不论。鲁迅这说法，可见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于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

这里提到牛僧孺的《幽怪录》（即《玄怪录》）、裴铏的《传奇》，都是唐传奇重要作品集。说举子将小说做成行卷投献主司，多少有些匪夷所思，科试从来不考小说（唐代以经帖、诗赋取士），为什么要拿传奇文来炫示才华？“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是一种解释。可是，难道不怕举场主司斥之轻佻浮薄，满脑子怪力乱神？这不好说。鲁迅称唐传奇“实唐代特绝之作也”，而唐之举子如此投献小说亦实乃特绝之风。

按“投献”之说，唐之传奇小说自是作者进入官场之前所作，也算得一种“敲门砖”。但也不能说只是“敲门砖”，事实上牛氏入仕之后并未搁笔，别人大概亦如是，否则唐传奇存世篇什不会如此之多。

二

这里说说做过宰相的那位小说家。

牛僧孺，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两《唐书》未明其及第之年，今唐传奇各种选本作者介绍皆称之“贞元进士”，《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卷）亦作此说。这说法大抵来自宋人张洎《贾氏谈录》。贞元是德宗第三个年号，沿用二十年（785-804），按僧孺年龄推算，其应举最早当在贞元后期。孙光宪《北梦琐言》、王谠《唐语林》都说僧孺是“永贞中擢进士第”。永贞（805）即贞元二十一年改元，德宗既崩，顺宗继位，旋又内禅太子（宪宗），这个年号存在不到一年。

按史书记载，牛氏仕宦生涯始于宪宗时期。《旧唐书》本传谓：“僧孺进士擢第，登贤良方正制科，释褐伊阙尉。”（“释褐”，字面意思是脱去布衣，古时做官的雅称）入仕之初任县尉（县衙佐官，从八品以下），通常也就这等品秩，但对于僧孺来说有些憋屈。《新唐书》本传释其原委：“……第进士。元和初，以贤良方正对策，与李宗闵、皇甫湜俱第一，条指失政，其言鲠讦，不避宰相。宰相怒……僧孺调伊阙尉。”同书《宪宗纪》亦谓：元和三年（808），僧孺作为青年才俊参加贤良方正制科对策，因“策语太切，权倖恶之”。少年气盛，初入仕途就开罪权贵，分派到县里任副职，不算太惨，却也是一种惩戒。当时的宰相是李吉甫，就是后来与他成为政敌的李德裕的父亲，所谓牛李党争那时就结下了梁子。

牛氏毕竟不是庸常之辈，县城待不住，不几年又折腾回京城。迁监察御史，进累考功员外郎、集贤殿直学士。穆宗初，以御史中丞清理冤狱，惩治贪贿，政绩斐然。此后敬宗时任鄂州刺史、武昌节度使。文宗大和四年（830），宗室李宗闵当国，荐举僧孺还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做了宰相，僧孺与李德裕发生一次严重冲突。德裕时任西川节度使，上奏收纳吐蕃叛将悉怛谋，可趁机收复维州（今四川理县）。僧孺坚持不允。称吐蕃方面正欲议和，此际收纳其叛将使朝廷失信，不利边境安定。再说吐蕃疆域甚广，拿下维州无损其势。僧孺向文宗进言：“今四夷不内扰，百姓安生业，私室无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虽未及至盛，亦足为治矣。”（《新唐书》本传）这话听着妥帖，皇上便让李德裕撂下悉怛谋。但随之谤议四起，或云僧孺出于嫉功，或以为党争私怨，过后文宗也觉得他有挟私之嫌。

后人读史论史，“议和”是一个敏感话题，史家论牛李之长短，恐怕这是一个梗。牛李党争起于宪宗之世，贯穿穆、敬、文、武、宣数朝，乃为晚唐政治史最重要之事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对此有详尽分析，其论主要着眼以下三点：

一、牛李两党出身不同，分野在于科举与门第。

二、牛党主张与戎夷议和，李党则主张用兵。

三、外朝士大夫党派受制于内廷阉寺党派，实为后者之附属品。

其论稿还涉及皇帝废立及帝位继承诸事，读来颇觉惊心动魄，不过那些都是内廷讧争焦点，不容士大夫置喙。关于外朝之党派，陈寅恪归纳说：“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此中分际，正是牛李二人进入官场的不同路径，牛氏借科举以文才风流排闼直入，而李德裕偏就不赴科闱。李氏通经籍，以器业自负，自诩“好骡马不入行”（见《北梦琐言》卷六），乃以荫补入仕。